国民辛苦钱200万亿韩元运作不透明……住房基金能否接受外部监督？
Cha Gyugeun议员推动修订基金法
广域及基层地方政府协议体代表
纳入委员会当然委员
强制公开审议、决策会议记录
为实现居住稳定而透明管理
年度收支及含负债资产达240万亿韩元
由认购储蓄缴纳款、彩票划入资金筹集
公务员及少数专家封闭运作
为更加透明地管理每年运作规模超过100万亿韩元的住房城市基金，相关法律修订工作正在推进。由于该基金长期以国土交通部或财政部门为中心封闭运作，外界难以了解重要决策过程，因此实际上无法实施外部监督的批评持续出现。鉴于住房城市基金是包括租赁住房供应在内的韩国住房政策核心财源，未来讨论方向备受关注。▶参见阿视亚经济8月12日第6版《政策贷款逼近180万亿韩元》
“须公开会议纪要并履行披露义务，需要反映外部声音的治理结构”
阿视亚经济14日综合采访获悉，祖国革新党议员Cha Gyugeun计划在近期代表提出包含上述内容的《住房城市基金法》部分修正案。核心内容是，强制要求将基金运作相关的审议和决策过程整理为会议纪要，并向国会等外部机构公开。目前，整理会议纪要虽属强制要求，但并无对外公开义务，因此在决定基金使用方向时，具体讨论内容从未被公开。
Cha议员说明此次修正案的提出背景时表示：“住房城市基金对国民居住生活影响重大，但由于尚未建立民主决策结构，目前依赖国土交通部的决定。希望通过重组基金运营体系并进行信息披露，引入民主决策结构，为稳定国民居住作出贡献。”
根据提案，在组建基金运作委员会时，为反映外部意见，应将广域及基层地方自治团体协商机构的代表纳入当然委员。现行结构中，国土交通部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另有两名国土交通部公务员担任当然委员。此前持续有意见指出，地方在开展住房福利项目时获得基金支持的可及性较低。
强制公开会议纪要也是与现行制度不同之处。修正案规定，会议结束满1年后公开会议纪要；如认为可能影响业务履行或损害金融市场，则在4年后公开会议纪要。不过，即使在此情况下，若主管常任委员会提出要求，也应以非公开方式提交。
修正案还包含组建基金评估委员会或另设分科委员会的方案。评估委员会将审查住房城市基金主要投入的公共租赁住房、政策贷款等具体项目，以及运作绩效、会计处理等整体事项。委员会应设置由住房福利、城市及基金制度相关外部团体推荐的委员。这同样是为反映外部专家意见而调整现有结构的方向。
修正案还将向国会报告的义务纳入法律条款。规定在会计年度结束后，基金运作委员会须在6个月内分析基金运作绩效与结果、对居住稳定的贡献度及可持续性等，并以年度报告形式提交国会常任委员会。开展使用大规模资金的新项目时，也须履行事前报告程序。为衡量基金运作效果，修正案还提出了入住家庭住房面积或住房费用负担的变化、各地区公共租赁住房占比、质量缺陷发生频率、各租赁类型基金支持单价的合理性等具体指标，值得关注。
东川财团理事长Yoo Uk表示：“有必要细致评估并公开基金是否按照稳定居住这一初衷使用、是否适当提供需求方和供给方金融支持、为住房弱势群体开展了哪些项目等，但目前未能做到。过去曾出现基金集中投向部分特定企业的疑惑，为培育能够承担住房供应责任的多元社会主体，也必须将运作体系改得更加透明。”
本是国民的钱袋子，却由少数人操控
住房城市基金仅年度收入和支出规模便达108万亿韩元（按2026年计划计算），包括负债在内的资产规模则超过240万亿韩元（预计截至2026年年底）。在政府运作的68项基金中，按资产规模计，仅次于国民年金、公共资金管理基金和外汇平准基金，位列第四。作为具有特定政策目标的事业性基金，其规模最大。
过去，随着20世纪60至70年代快速城市化导致住房短缺，《住房建设促进法》制定，住宅银行发行债券成为该基金的起源。1981年，基金以国民住房基金名义正式成立；2015年更名为住房城市基金，主管业务范围扩大至城市更新领域。基金资金来自贷款回收款、利息收入等自有财源，以及个人缴纳的住房认购储蓄款、彩票基金划拨款等。办理房地产登记或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时购买的国民住房债券，也占据相当比重。也就是说，这些钱来自国民的口袋。
长期以来，有观点指出，负责国民养老保障的国民年金基金已建立能够反映各界多元利益相关方声音的治理结构，而住房城市基金却并非如此。国民年金基金运作委员会由保健福祉部部长担任主席，除以政府和公共企业为主的当然委员外，雇主及劳动者团体、农渔业及个体经营者团体、消费者团体也以受聘委员身份参与。
相比之下，住房城市基金仅由国土交通部公务员和少数民间专家构成。由于没有披露主要决策资料的义务，且公开资料不多、结构封闭，错误决策往往在很久之后才被发现。国土交通部去年将原计划政策贷款直接融资部分约97%的预算列为未使用，而这一决定也是半年多后才通过国会决算报告得以知晓。
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允许预算未使用，但通常中央行政部门会根据每季度或半年项目进展严格管理预算执行，因此超过90%的预算未被使用实属罕见。2024年及其后一年，住房城市基金可用资金可能枯竭的担忧突然浮现，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为新生儿出生家庭设立低息住房购置资金贷款项目的影响。据悉，该项目当时是为应对出生率下降而推进，未作中长期财政预测。
首尔市立大学教授Park Jun指出：“尽管这是具有项目目标的基金，过去却过度聚焦基金运作的稳定性。提高需求方比重，即扩大政策贷款，不仅成为房价上涨的一个原因，未能符合稳定普通民众居住的目标；同时又提高用于补偿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差额的利息补贴支持比重，使基金的财政稳定性也受到威胁。”他接着强调：“为大幅增加面向普通民众的低价居住空间，住房城市基金必须积极发挥作用，因此应改变现有的运作和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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