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记者协会全面调查35家媒体机构
"联系方式暴露的采访环境,容易成为跟踪骚扰的目标"
"攻击记者是在封堵媒体发声……亟须制定保护规定"
越来越多记者在采访现场毫无防备地遭受外部人士的性骚扰、跟踪骚扰和恶意评论攻击,但调查显示,建立了保护制度的媒体机构不到一半。尤其是处于监管盲区的YouTube频道和网络“猎食者”(以他人事件、事故为素材牟利的YouTuber)攻击愈演愈烈,受害记者只能独自承担诉讼费用和二次伤害。
Dolkkot劳动事务所首席劳动师Kim Yugyeong(左)17日在首尔中区韩国新闻中心举行的韩国女记者协会论坛上发言。中间为韩国女记者协会会长Choi Munseon,右侧为惠石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Park Sujin。Park Hosu记者供图
View original image韩国女记者协会17日公布的《记者安全制度及支持体系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在35家会员单位中,只有15家(42.9%)制定了应对采访对象、受访者、读者等外部人士性骚扰及性别骚扰的制度。这与35家会员单位(100%)均制定了应对内部成员性骚扰、性暴力的规定形成鲜明对比。
即便如此,相关制度也主要集中在受害申报及咨询渠道(37.1%)、负责人及部门信息告知(31.4%)等初步指引环节。仅有4家表示会采取公司层面的正式应对措施,包括提出抗议、要求防止再次发生、发表立场,以及以公司名义采取法律行动。
针对报道刊发后发生的跟踪骚扰、威胁、个人信息曝光、恶意评论等外部威胁,制定安全保障措施的媒体机构更少,仅有13家(37.1%)。从具体支持措施来看,与法律咨询(25.7%)或对接外部律师、法律机构(20.0%)相比,能为受害者提供切实帮助的律师费补助(8.6%)、记者个人信息保护措施(8.6%)以及协助申请禁止接触等保护措施(11.4%)仅见于极少数机构。设有针对跟踪骚扰专项应对机制的也只有5家,分别为JTBC、TV朝鲜、YTN、《朝鲜日报》和《韩国时报》。
协会对曾遭受外部侵害的会员单位4名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制度缺位的严重性由此更加凸显。一名记者(A)遭到拥有100万名以上订阅者的YouTuber公开点名攻击后,收到威胁邮件、数百条恶意评论,甚至看到策划袭击的帖子;即使警方为其提供了人身保护(智能手表),她仍不得不自行查找接受警方调查所需的休假规定。另一名记者(B)遭到保守派YouTuber视频攻击,随后又被网络“猎食者”盯上,本人及家人、朋友的个人信息也遭曝光;她自掏腰包提起了约250起刑事控告和民事诉讼。
记者(C)遭采访对象跟踪骚扰并被反诉后,公司将其调至非采访部门,还以“二次伤害是个人要处理的事”为由停止提供支持,使她实际上遭受了不利对待。记者(D)因撰写有关厌女问题的报道,在网络社区遭到所谓的“定点围攻”,照片被传播,还受到带有性侮辱性质的评论攻击。类似攻击集中针对女性记者。韩国记者协会去年开展的调查也显示,遭受网络性骚扰的男性记者(4.0%)不到女性记者(43.7%)的十分之一。
当天在论坛W第一部分发表主题演讲的Dolkkot劳动法务法人首席劳动师Kim Yookyung指出:“曾经是采访对象的施害者,会在跟踪骚扰与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之处加重受害者的痛苦,并使受害者无法自行主张自己受到侵害。记者因工作性质,很难随意屏蔽陌生号码,而且联系方式和个人信息容易泄露,因此面临较高的被跟踪骚扰风险。”
在第二部分发表主题演讲的Hyesuk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Park Sujin强调:“根据2021年修订的《产业安全保健法》第41条,如果与工作相关的第三方辱骂等行为可能导致健康损害,雇主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包括暂时中止或调整工作、提供治疗及咨询,以及协助提起控告或索赔等。女性记者遭受的侵害既是工作相关侵害,也是基于性别的暴力,因此公司应制定切实有效的规定,包括以公司名义应对及补助律师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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