Ⅳ.如何维护能源主权
奥斯特德用10年逆转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占比
借助规模经济化解海上风电成本高的问题
整合5家发电公司，担忧多于期待
"全国统一电价行不通"
总部位于丹麦的全球最大海上风电开发运营商奥斯特德，原名东能源（Danish Oil and Natural Gas）。东能源于1973年由5家能源公司合并成立，是丹麦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丹麦政府希望通过东能源开发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降低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其业务组合中还包括1991年建成的全球首个海上风电场Vindeby。该项目由11台风力涡轮机组成，更接近于一座示范风电场。
进入21世纪后，能源市场发生变化，欧盟等各方开始制定减碳和可再生能源目标。社会对奥斯特德的反对声浪也日益高涨。直到2008年，奥斯特德生产的热能和电力仍主要依赖化石燃料，占比达85%，可再生能源仅占15%。奥斯特德大胆提出扭转这一比例的目标，并在10年内实现了预期目标。
全罗南道灵光郡药水海上风电项目。该项目装机规模为4.3兆瓦，位于灵光郡白水邑附近约2.5公里海域，是全罗南道开发公社首次以地方公营企业身份实施的试点项目。记者 Kang Jinhyeong
View original image奥斯特德当时认为，海上风电成本居高不下，是因为基础设施不足，且未能实现规模经济。为此，奥斯特德于2009年作出大胆决定，订购500台3.6兆瓦级风力涡轮机。当时，这一数量超过了全球所有正在运营的海上风电场的涡轮机总数。
奥斯特德希望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海上风电的发电成本。该公司通过安装更大型的风力涡轮机开发大型风电场，并优化从建设到运营、维护和维修的全流程成本。
2012年，受天然气价格下跌影响，奥斯特德一度濒临破产，随后决定扩大可再生能源业务，并彻底退出化石燃料业务。
2016年，奥斯特德首次成功使海上风电相较于燃煤和燃气发电具备价格竞争力。新建海上风电场每兆瓦时的发电成本，低于新建燃煤和燃气电厂。奥斯特德韩国公司相关人士表示：“同年，奥斯特德在证券市场上市，这也是当年全球规模第二大的首次公开募股。”
奥斯特德的“绿色转型”之所以能够实现，离不开丹麦政府持续一致的政策支持。1991年建设Vindeby风电场时，该项目也是在政府政策推动下实施的。中右翼政府要求在丹麦国内安装总容量为100兆瓦的风电设备，Vindeby风电场正是在这一要求下推进的。此后，1996年启动的Nysted海上风电场项目，也是由当时的中左翼政府主导的实施计划。
奥斯特德进军海上风电行业时，该领域虽然展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技术成熟度仍然不高。然而，政府持续一致的政策支持推动海上风电在技术和经济层面逐步具备可行性。在这一过程中，补贴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监管和制度基础的建立也促进了海上风电产业供应链的成熟。丹麦将海上风电相关的复杂许可审批工作统一交由丹麦能源署负责，以提高效率。我国办理工程建设许可平均需要2年10个月，风电场开发建设平均需要约6年，其中包括陆上风电项目。
不过，2023年以后，受高利率、通胀和政策风险叠加影响，奥斯特德也经历了严峻的结构调整。
奥斯特德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得益于“农场降持股”模式。所谓农场降持股模式，是指先自行开发并建设海上风电场，再在竣工前后将部分股权（50%）出售给机构投资者，从而收回资本的商业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公司可以获得承担项目初期高风险所带来的收益，并将回收资金再投资于新项目，扩大业务规模。然而，2023年以后全球利率大幅攀升，机构投资者要求的收益率随之提高，奥斯特德也更难以高价出售股权并从中获利。
此外，涡轮机、基础结构和安装船舶的制造成本急剧上涨，而此前以低价签订的电力销售合同也成了负担。为了开拓新市场，奥斯特德进军美国，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冻结海上风电许可审批并下令停工，迫使奥斯特德大幅缩减在美国的新项目开发。
丹麦奥斯特德的启示：“巨型发电国企”能否成功实现绿色转型？](http://www.asiae.co.kr/news/img_view.htm?img=2026111311295198586_1794536991.jpg)
◆效仿奥斯特德整合5家发电企业……能否实现“规模经济”？= 李在明政府正在整合韩国电力公社旗下5家发电国企，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容量推动能源大转型。此举旨在整合此前由5家公司分散投资的可再生能源业务，减少低效并实现规模经济。
奥斯特德的案例表明，比起合并本身，更需要建立一种治理结构，使企业能够依据商业判断自主决策、不受政治干扰，并辅以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仅仅扩大规模、进行物理整合，并不能让企业复制奥斯特德的成功。规模扩大后，也会更难像奥斯特德那样通过大胆出售资产来重组业务组合。
韩国与丹麦的年度能源消费量差异也很大，因此还应考虑仅依靠可再生能源转换业务组合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根据韩国能源公团运营的综合信息平台，按2025年数据计算，工业用能占最终能源消费量的比重最高，为61.7%；交通运输占16.5%，家庭和商业用能占10.3%。相比之下，丹麦最终能源消费中工业用能仅占23.2%。建筑（家庭和商业）用能占比最高，为46.4%；交通运输用能占30.4%。
此外，也有人担忧，单一的大型国有企业可能妨碍发电市场的公平竞争。在丹麦，除了奥斯特德这样的国有开发商，也有哥本哈根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公司（Copenhagen Infrastructure Partners）等民营开发商。在风电市场尚未成熟的韩国，国有开发商很可能占据垄断地位，并形成不靠价格竞争、而依赖承接公共项目的低效局面。韩国国内电力市场的输电、配电和销售业务由韩国电力公社垄断，若发电国企也合并为一家，其在能源生产中的占比很可能会高得惊人。
电力咨询公司“慢慢而美好的想法”负责人、美国律师Lee Minho表示：“公营企业占比较高的日本和中国，也在朝着与我们相反的方向发展。方式虽不同，但目标都是建立一个让灵活性资源能够获利的竞争市场。”他还表示：“价格信号本身就是商业模式，而了解灵活性资源何时、何地需要的最准确方法，就是跟随价格信号。”Lee Minho指出：“只有在不受扭曲的情况下形成分时、分区域价格，才会存在价格信号。将发电量的60%（目前5家发电公司的市场占比）按成本固定下来并合并发电公司，再加上全国统一电价，都无法实现这一点。”他接着表示：“应转向以价格竞标为基础的竞争性批发市场。若成立整合后的公司，就会出现能够随时扭曲价格的竞标者；届时，竞标将受到严格管理，不再采用自由竞价方式，而是在以成本为基准的严格管控和监管体系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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