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之外]对外卖平台处以6000亿韩元罚款时遗漏的三项标准
公平交易委员会对外卖民族和Coupang Eats处以超过6000亿韩元罚款,乍看之下似乎是对店大欺客行为的严厉惩处。然而,看到罚款金额如此惊人,再深入了解案情后,却难免心生疑惑。两家公司的罪名与相应的处罚力度,实在很难对应起来。
在此次制裁中,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最严重的问题是“要求享受最优惠待遇”。仅就这一项指控,委员会就对Coupang Eats处以3008亿韩元罚款。所谓要求享受最优惠待遇,是指要求入驻外卖应用程序的个体经营者给予其最优待遇。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商家不得将外卖菜单的价格定得高于堂食价格,不得将商品价格定得高于竞争外卖应用上的售价,也不得将外卖最低起订金额设得高于竞争应用。外卖应用认为,这种做法是在不抬高消费者购买价格的前提下,通过推荐提供优质服务的入驻商家来开展竞争。但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这一行为侵害了入驻商家决定交易条件的权利,也妨碍了有意进入市场的新兴及中小外卖应用开展业务。
外卖应用与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判断,分歧在于如何看待“消费者利益”。外卖应用认为,为消费者提供包括价格在内的最佳服务是首要目标,并以此展开竞争。相比之下,公平交易委员会将竞争环境置于由此带来的消费者利益增长之前。并没有具体证据表明,此事导致消费者支付了更高费用,或因选择受到限制而蒙受损失。即便如此,公平交易委员会仍笼统地认定消费者福利可能有所下降,并处以天文数字般的罚款。消费者之所以会觉得过错与 处罚之间存在落差,原因就在于此。
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判断中,被忽视的不只是消费者,受害者的界定也很模糊。委员会称,两家公司要求享受最优惠待遇,造成了类似于合谋所产生的限制竞争效果。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中小竞争企业因此被挤出市场。2014年至2022年,外卖应用市场共有15家经营者退出;而自2023年Coupang Eats开始要求享受最优惠待遇后,退出者反而减少至5家。也很难找到有新企业因合谋而无法进入市场的案例。成均馆大学法学院教授Lee Seungmin表示:“像Ttaenggyeoyo这样的公共应用能够参与市场竞争,这本身就说明该市场的进入门槛较低。”入驻商家当然也是受害者,但两家公司废除最优惠待遇要求,并提出包含总额3600亿韩元共赢方案的同意裁决申请,却遭公平交易委员会拒绝,导致受害者救济一再延迟,这颇具讽刺意味。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公平交易委员会曾于2020年对要求入驻餐厅提供最低价的Yogiyo处以4.68亿韩元罚款。此次对Coupang Eats开出的罚款,是前者的600多倍。过去,委员会以难以核算营业额为由处以定额罚款;此次则以“外卖业务整体营业额”为计算依据。罚款金额大幅增加的过程也令人费解。公平交易委员会在送达本案审查报告时,称将以涉案营业额为基准计算罚款,最高约为420亿韩元。企业会依据审查报告判断制裁方向和规模。然而,最终结论却更改了计算标准,将罚款提高了10倍。这一决策过程果真公平吗?公平交易委员会应当反思,自己是否在此次裁决中背弃了理应维护的“公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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