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国会交锋，局势混乱！民主党下届大选不轻松”[经济政策聚焦]
派系林立的民主党亟须实现党内团结、解决民生问题
特朗普或将继续斗争，力求拿出政绩
政绩将体现在伊朗战争、俄乌战争等外交安全领域
关税即使有所弱化，也很可能持续下去
“民主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后，可能会对特朗普此前的政策作出部分调整，并调查特朗普家族的腐败问题。不过，特朗普政府与由民主党掌控的国会可能会陷入斗争，未来一两年局势或将十分混乱。民主党内部大致分为四个派别，若不能妥善协调各自不同的议程，并切实解决那些令民众对特朗普感到愤怒的民生问题，从而确立替代力量的地位，那么民主党可能很难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
东亚研究院院长、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部教授 Jeon Jaeseong 是研究美国等国际政治问题的专家。他就此次选举结果及未来走向作出了上述表示。Jeon 教授称：“对特朗普而言，目标应该是把民主党对腐败问题的攻击定性为政治迫害，团结‘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和共和党支持者，与之抗争；同时设法在剩余任期内拿出政绩，并让忠于自己的人成为共和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
普遍观点认为，在参众两院均失守的情况下，特朗普若想拿出政绩，就会把重心放在外交与安全事务上。因此，人们也密切关注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将如何发展。
谈及伊朗战争，Jeon 教授表示：“如果削弱了伊朗的军事实力，推进谈判以阻止其制造核武器，并且能以相当有利的条件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妥协，这对特朗普而言就算是政绩。”他还称：“局势会朝着为结束战争而进行谈判的方向发展，但上次的妥协方案对伊朗让步太多，因此未能奏效。为争取有利的谈判条件，美方也可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但如果伊朗坚持不退让，特朗普就会陷入两难。”
谈及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施加的混合威胁（未发展为战争的各种威胁），他解释说：“普京能做的，就是通过与特朗普妥协，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再骚扰欧洲国家，借此表明援助乌克兰会给欧洲国家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在此期间，他正等待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反对援乌极右翼势力上台执政。”
谈到近期韩美关系及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时，他表示：“现在正值美国重新调整其对盟友的角色定位和看法的关键时刻。应该先确定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以及在东亚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然后再思考应当如何对待同盟。但若仍以过去同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判断标准，例如自主性或南北关系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请简要评价此次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
▲民主党拿下参众两院，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这意味着反特朗普联盟的力量更强，而不是民主党提出了一套连贯的政策替代方案。至于这究竟是“共和党的失败”还是“特朗普的失败”，由于选民对伊朗政策、关税以及过度严苛的移民政策反感强烈，因此应当视为特朗普的失败。
—民主党内部既有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有在此次选举中大量参选的基督教界人士等，民主党是不是很难形成统一的声音？
▲我认为确实如此。过去民主党是代表工人的政党，但工人如今都转投共和党了。民主党成了代表中产阶层、信息技术和金融从业者等富裕群体的政党，未能代表工人利益，转而走向以“觉醒”文化政治为代表的进步路线。
此次选举有两个特点：一是候选人年龄明显下降，注入了许多新活力；二是从业背景也更加多元，候选人不再只是传统政客，还有牧师、残奥会出身人士和穆斯林等。新当选的民主党参议员平均年龄为53岁，而现任民主党参议员的平均年龄约为65岁，明显更高。德克萨斯州参议员 Talarico 现年37岁，佐治亚州参议员 Ossoff 现年39岁。
问题在于，很难把民主党内部的政治倾向，尤其是外交政策，视为一个统一的群体。至少可以说有四个派别：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者、传统的民主党国际主义者、主张谨慎对外干预的克制派，以及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派。民主社会主义者倾向于避免对外干预，因此反而与“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有相通之处。民主党内各派议程不同，在反特朗普问题上可以形成合力，但关于能否成为一个妥善协调其他议程的新型政党的讨论，似乎才刚刚开始。
—在去年4月的采访中，您谈到伊朗战争时曾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的彻底失败触底，美国国内就会出现一次大战略调整期。真正重要的是共和党；如果从这次中期选举开始，共和党议员意识到只有与特朗普保持距离才能当选，那么这将是最具决定性的指标。”现在可以说这一情况已经成为现实了吗？
▲看起来是这样。此次中期选举的解读关键在于，选民反对的是共和党，还是特朗普。副总统 Vance 以象征性的方式说明了这一点。他表示共和党因伊朗战争而在选举中失利，因此这并不是选民反对共和党的路线。不过，与特朗普保持距离是否有利于共和党议员连任，恐怕还需要从多个角度评估，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在通常的两党制选举策略中，问题在于，是要巩固基本盘，还是扩大中间选民支持。共和党主流派，也就是所谓的国际主义者，过去很重视与特朗普的关系，因为“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基本盘实在太强大，他们希望借此将其凝聚起来。但如果“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人数减少，而中间派又全都转向反特朗普，共和党就会考虑向中间路线扩展。不过，Vance 目前的路线也不明确，他与共和党传统主流派的立场并不相同。
—如果与特朗普保持距离的趋势继续发展，特朗普总统会遭到弹劾吗？
▲民主党在众议院超过半数，因此可以提出弹劾案。参议院需要67票，目前民主党有54席，即使人数增加，最多也只有56席；因此必须有10名以上共和党人支持弹劾，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对共和党而言，只有在弹劾真正通过后、共和党能够重新执政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支持。届时副总统会接任并完成剩余任期，因此必须考虑这样一种假设：到2028年总统选举时，共和党有机会重新执政并重新掌控参众两院；或者相比由特朗普继续执政，弹劾后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更有利于共和党再次赢得执政权。
—特朗普家族的腐败问题似乎相当严重。我看到有个词叫“窃盗统治”（Kleptocracy），据说源自希腊语中“盗窃”和“政治体制”两个词的组合，也有人说它是“盗窃癖”（Kleptomania）和“民主”（Democracy）的合成词。
▲民主党议员 Garcia 很可能成为下一任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他此前就表示过计划调查特朗普家族的商业活动和政府运作。美国民众的选后调查显示，约有60%至70%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存在腐败问题。腐败问题可分为利益冲突和违法行为两类。特朗普的女婿 Kushner 没有任何公职，却曾以特使身份参与国家层面的谈判。如果他借此谋取个人利益，就涉及利益冲突；即使没有违法行为，也可能成为政治攻击的对象，但要证明并揭露其违法行为并不容易。如果政府拒绝或拖延提交资料，调查可能会耗时一年以上。再往后，调查甚至可能延续到2028年大选。
不过，我认为特朗普很可能会把调查定性为对自己的迫害，并大加利用。他任命强硬派 Stephen Miller 为幕僚长，还要求司法部长以恐吓罪调查那些表示要调查特朗普家族的民主党议员。政府与国会正在互相围攻对方的批评者；这样一来，不论孰是孰非，如果特朗普借政治迫害之名利用这一局面，就能重新团结“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进而凝聚共和党支持者。民主党如果做得太过火，别说揭露特朗普家族的腐败，双方争斗起来，一年时间转眼就会过去。
—未来一两年，美国局势恐怕会非常混乱。
▲这种可能性非常高。届时，民主党能否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妥善整顿内部，在2028年11月总统大选前确立一支准备充分的替代力量，将是一场关键较量。此次中期选举中，从共和党转投民主党的选民占原共和党支持者的15%。尤其是20多岁和30多岁的选民、西班牙裔、亚裔，以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黑人和白人选民，也有不少转投民主党。
—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白人原本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群体。
▲他们转投民主党，并不是因为喜欢民主党，而是因为对特朗普未能解决生活负担问题，也就是生活成本和油价问题感到失望。民主党会在拥有立法权的两年里采取一些行动，但如果不能确立替代力量的地位，就可能难以赢得2028年大选。
—“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接下来会如何发展？会分裂或削弱，还是继续支持扮演受害者的特朗普并凝聚起来？
▲很难说。有一个名为“美国转折点”的保守派团体，由遭刺杀的 Charlie Kirk 创立，对20多岁的保守派有很大影响。目前该团体由 Charlie Kirk 的妻子 Erika Kirk 领导，她已经公开表态支持 Vance。民主党未来会实施很多政治打压，因此“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的年轻人又会凝聚起来；不过，该阵营内部似乎也尚未就此统一意见。对特朗普而言，目标应该是在剩余任期内设法拿出政绩，并让忠于自己的人成为共和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努力团结“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和共和党。
—有人认为，为了拿出政绩，特朗普在参众两院都失守，难以在国内事务上施展，因此会把重心放在外交与安全事务上。伊朗战争能结束吗？
▲特朗普承认此次选举与伊朗战争有关，但表示自己并不后悔发动战争。关键在于如何设定伊朗战争的目标。如果削弱了伊朗的军事实力，推进谈判以阻止其制造核武器，并能以相当有利的条件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妥协，特朗普就可以声称自己是对的。问题在于对伊朗施压的手段；强硬路线几乎是共和党内部的共识，因此关键在于特朗普能否做到这一点。对于乌克兰问题，如果能通过与俄罗斯妥协而提前结束战争，也算是一项政绩。
—那么，伊朗战争势必会走向结束战争、开展谈判的局面。
▲是的。不过，应该认为不可能取得彻底的战争胜利。如果现在结束战争，就无法宣布胜利。关键是如何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战后安排，以及如何解决伊朗核问题。目前谈判正在卡塔尔斡旋下进行，因此是否要采取必要程度的军事行动也是关键。
—从欧洲的情况来看，出现了在欧洲机场谎报安放爆炸物、机场周边出现无人机、战斗机和军机进入或接近领空、海底通信和电力电缆遭破坏、铁路、电力及工业设施被纵火、网络攻击等事件。虽然幕后黑手尚未查明，但有人怀疑是俄罗斯所为。俄罗斯没有直接引发冲突，却通过这些混合威胁不断骚扰欧洲。
▲普京想赢得战争，但看起来没有获胜的可能。不过，如果现在结束战争，政权就会动荡，因此他只能继续打下去。对普京而言，他希望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以有利条件结束战争。因为如果民主党赢得2028年美国大选，美国可能会重新持续援助乌克兰。
普京能做的，就是通过与特朗普妥协，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再骚扰欧洲国家，借此表明援助乌克兰会给欧洲国家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在此期间，他正等待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反援乌极右翼势力上台执政。法国下一届总统选举将在明年4月至5月举行。极右翼势力不仅主张停止援助乌克兰，有时甚至还主张退出欧盟。关键在于欧洲国家能团结到什么程度。原以为他们相当团结，但如今经济形势太过艰难，财政问题也摆在眼前。
—如果援助乌克兰的主要国家中有一个转向，局势不就会崩溃吗？
▲德国和法国是欧盟的支柱，两国中只要有一个由极右翼势力执政并转而反对欧盟，局面就会非常困难。不过从长远来看，欧盟经济规模是俄罗斯的10倍，国防开支也大约是俄罗斯的3倍。只要团结一致，就能对抗俄罗斯，而且欧盟也拥有核武器。即使美国大幅削减军力，欧洲也有能力自我防卫。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都有实力雄厚的国际主义者，他们也希望援助乌克兰。
—关税问题会如何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关税会转嫁到进口价格上，从而推高消费价格。
▲即使司法裁决认定关税违宪，由于政府仍有大量其他法律依据可用，看来特朗普还是会继续征收关税。与其说关税抑制了进口、保护了市场，不如说特朗普以关税为手段大力吸引投资；消费者虽然承担了关税成本，但关税也成了政策工具。此外，关税的效用和成本因州、因行业而异。据说，与加拿大接壤的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因对加拿大征收高额关税，进口减少了8%。此次选举中，这两个州几乎所有胜选者都是民主党人。阻挡中国汽车产品等措施则确实带来了好处。即使民主党重新执政，贸易保护主义也会继续加强，只是在多大程度上把关税作为工具，可能会有所调整。
此外，从政治学者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本来就不存在，问题只在于贸易更自由还是不那么自由。世界贸易组织也设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所谓自由贸易体制，实际上是在政治妥协中为自由贸易留出空间，同时允许各国保留其他政策上的自主权，并以此推动贸易的体制。如今贸易自由化程度降低了，但并不意味着共识必须破裂。
—无论如何，欧洲如今也陷入困境，因此正在提高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壁垒。这涉及中国的国家补贴和不公平贸易问题吧？
▲不过，听听中国方面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固然与政府主导的增长政策有关，但近来更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也就是生产率、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了。国内需求和房地产市场都很低迷，能够消化过剩产能的国内需求几乎消失了。然而，即使中国竞争力很强，如果不加以克制，全球经济失衡就很难消除，这种局面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中国也有必要对此作出调整。
—所以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汇率进行调整吧。中国竞争力增强后，过大的经常账户顺差本应推动人民币升值，从而实现调整，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有人主张打造排除中国的全球化，也就是所有国家都提高对华贸易壁垒，促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不让人民币升值，归根结底似乎是因为中美竞争。负责管理中国经济的人认为，国内需求疲弱也无妨，卖不出去欧洲也无妨；关键是要确保经济实力，使中国在与美国竞争时具备竞争力。因此，战略重点过度集中在中美竞争上，国内需求以及与欧洲妥协等事项的战略优先级便被排到后面。
—经济实力在中美竞争中很重要，所以中国不让人民币升值，硬扛着继续赚很多钱？
▲中国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赚钱、向第三世界出口，再用积累的钱投资军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而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获胜。因此，中国也会对欧洲作出一些让步。中国似乎想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又不愿把这件事摆到台面上。
—中国想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达到与美国作为“二十国集团”中两大力量之一相对平等的地位，尤其是想把东亚和西北太平洋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吧？
▲正因为存在这种风险，我们才更应谨慎，中国也会表现得比较慎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有人期待习近平之后出现不同的领导风格。要是维持现状，青年失业率、贫富差距、房地产问题等诸多问题都会持续存在。过去，中国总理会处理这些国内问题，有时还会与国家主席形成分歧，温家宝和李克强就曾如此；但如今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中国目前压下国内问题，一心专注于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因此难免引发反弹，这似乎就是中国现阶段的局限。
中国方面的人士也表示，中国没有实力填补美国留下的战略真空，尚未做好准备。过去人们常讨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何时会超过美国，如今由于美国增长率较高，而中国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等因素，许多预测认为这很难实现。如果如此，我们可以设想世界将进入一种受到管控的战略竞争状态。中国最终若不再贪求更多，中美竞争触底后，其他国家便能共同发声，时代潮流也可能转向再全球化或国际合作。这是我希望看到的情况。总之，目前的局面负担过重，我认为很难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不过，美国霸权是不是正在逐渐衰弱？
▲从有关霸权兴衰的一般理论来看，首先会出现技术等生产力方面的优势。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不断累积，凭借对这些顺差的信任，金融霸权随之形成，之后再以此为基础建立军事霸权。反过来说，当生产效率下降、贸易逆差加剧，即使持有该国货币也不再令人信任时，金融霸权就会瓦解，最后连一直维持着的军事霸权也失去。英国的案例似乎就是如此。
美国的制造业生产力虽在下降，也出现了贸易逆差，但从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占比等指标来看，美国仍维持着金融霸权。美国经济增长率处于2%左右，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金融指标也相当不错。
反而是美国国债问题看起来更令人担忧。如今人们常提到“弗格森法则”，这是18世纪英国学者提出的观点，核心是：如果一个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国债利息支出超过国防开支，这个国家就会崩溃。美国在2024年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国防开支。
—您在去年4月的采访中曾表示，如果伊朗战争让特朗普的失败变得显而易见，美国就会进行一次大战略调整。现在美国可能转向强调同盟的重要性吗？
▲美国大战略大致有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放弃霸权，虽然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却转而成为一个普通的强国。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民主党左翼和克制派的主张：各国各自设法生存，美国以美国利益为中心，不再承担霸权角色。这一路线的问题在于，美国也会放弃储备货币地位，进而放弃管理同盟。霸权带来的利益不易察觉，成本却近在眼前，因此人们容易作出错误判断。这就是民粹主义。
第二条路线是继续维持霸权，但在运用力量时，同时实行负担分担和权力分享。包括特朗普在内，美国大多数决策者采取的都是这种霸权调整战略，只是在方法上有所不同。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同盟。即使特朗普眼下猛烈抨击盟友，他仍想维持同盟。特朗普式的同盟管理如今造成了重大失败，因此同盟的重要性可能会更加凸显；与此同时，美国仍可能继续要求盟友分担负担。最有可能的调整方向，是在重视同盟的同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并适当分享权力。
—即使特朗普改变立场，或者民主党上台，美国仍可能继续施压，要求对美投资和增加防卫费？
▲与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相比，未来的做法可能会更温和，也会更多听取对方意见。盟国已经经历过特朗普，因此会认为，即使民主党通过协商要求盟国分担责任，如果盟国不配合，随时可能出现第二个特朗普。特朗普也有发挥作用的一面。他要求欧洲增加军费等、更多分担同盟责任，但像 Biden 那样好言相劝行不通，最终还是得施加压力。
例如，Roh Moo-hyun 政府时期，出于多种原因，反美情绪非常强烈。当时有一位日本学者曾表示：“我非常羡慕韩国。”他说，正因为反美情绪为韩国划定了一条底线，美国对待韩国时就会非常谨慎；对日本则不会这样，因为美国认为日本反正会听话。
—即将于18日至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可能成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的契机。
▲举行会谈的可能性相当大，虽然存在程序方面的问题，但特朗普很想促成会谈。只要营造出特朗普发挥作用、汇集各方意见并解决问题的形象就够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让人觉得“美国与俄罗斯通过妥协，帮助结束了乌克兰战争”；而且中美之间也会继续维持战略稳定格局，因此特朗普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对俄罗斯来说，局势也已迫近最后关头，因此同样没什么可失去的。特朗普在任时，俄罗斯可能争取到一些有利条件，还可能获得其他激励措施，例如目前许多人怀疑存在的 Epstein 丑闻，以及为特朗普家族投资提供保障等。
对中国来说也不坏。中国正在代表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并获取关键矿产和军事基地等。因此，中国不愿表现出自己正在与美国、俄罗斯妥协；但如果能在会谈中担任调停者，实际上把议程引向自己希望的方向——俄罗斯是自己的初级伙伴，美国则被稀土牵制，可以随时召集各方——那么它担任议程中心就没有什么损失。不过，即使三国领导人会面，后续采取有意义行动的可能性也很小。
—美国和中国将在11月于深圳、12月于迈阿密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场合举行首脑会谈，可能取得什么有意义的成果？上次首脑会谈只是达到管理战略竞争关系的程度。
▲确实如此，但要维持这种战略稳定本身似乎就有些困难。中美之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中国解除进口限制，以及把稀土相关安排延长到明年2月之后等。因此，即使只是为了检查双方履约情况，举行会谈也很重要。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相关局面得以维持并更新也很重要。双方还约定继续举行人工智能会议和军事会谈。
—5日举行的“2026平泽国际和平论坛”上，曾在 Roh Moo-hyun 政府担任外交通商部长官的首尔大学荣誉教授 Yun Young-gwan 的主旨演讲引发关注。他谈到近期对韩美同盟的质疑时指出：“如果没有深入思考‘一旦韩美同盟破裂或被掏空，会发生什么？’，只停留在感性的政治争论上，就会错失问题本质。”
▲正如刚才所说，现在正值美国重新调整其对盟友的角色定位和看法的关键时刻。在世界秩序彻底改变的背景下，军事同盟的作用和任务都正在被重新界定。如果我们想继续把同盟作为有用的工具，就应该先确定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以及在东亚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然后再思考应当如何对待同盟。但若以过去同盟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判断标准，例如自主性或南北关系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例如，到了2050年，我们回顾2026年时，应该能够这样说：“那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没有用过去的眼光评价同盟，而是认真思考了2026年之后的局势，并在当时妥善调整了同盟；这最终成为我们的成功案例。”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同盟判断标准，但几乎没有人这样思考。
—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确立判断标准时，中国是最重要的因素。韩美应该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需要在经过激烈讨论的基础上设计同盟。事实上，朝鲜并不重要。朝鲜现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相处，也能过得不错。朝鲜没有打算与韩国开战，因此只要韩美同盟维持在一定程度，妥善管控朝鲜问题就足够了。现在美国似乎把韩美同盟视为针对中国的工具。韩国对此应持什么立场，必须明确表态，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自己的立场。
—这似乎也包括中国攻台时韩国该怎么办。驻韩美军会不会出动？我们提供基地，会不会像中东那样遭到导弹袭击，等等。
▲这些问题也没有讨论过。如果“美国输了”，或者“中国吸收台湾并实现统一”，那我们该怎么办？届时，如果我们帮助过美军，或者没有帮助美国，又该怎么办？如果中国控制所有运输通道，包括南海和东海，又会怎样？我们本应对此作出回答：当时我们是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以至于那样运用韩美同盟？因此，我们应该把各种情境都考虑在内，经过全面权衡后，明确表态韩美同盟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用于应对中国。这样，无论届时发生的是中国、美国还是台湾的突发事态，回头看时，结论都应该是“韩国当时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们毫无立场，只说“我们只是不想被卷入”，等结果出来后再问“那我该怎么办？”，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被动。我们现在拥有的战略资源很强大，应该善用这一优势作为筹码。
—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似乎也被过于情绪化地对待了。
▲未来的战争会因为人工智能而呈现出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截然不同的样貌。即使我们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到了指挥战争的时候，美军依据自己的人工智能分析，告诉我们的指挥官“应该打击这里”“目前的太空卫星情况是这样”，但我们却没有办法理解美方掌握的信息。双方差距太大，难道我们只能在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说“那就照办”吗？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事先培养能力，在指挥与控制方面消化这种技术差距。美国的意思是：“这部分由我们来做，大家一起合作。”在由人工智能左右战局的战争中，如果不能在维护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制定韩美合作方案，那么即使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也可能毫无意义。由于现有能力以美军为中心，且双方处于联合司令部体制之下，最终仍需韩美共同作出决定。能否保持自主性，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能力；如果只说“有需要时再合作”，虽然自主，却得不到合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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