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国库”的政府代理律所，代理费却少得可怜
大企业聘请大型律所发起猛烈攻势
政府机构依赖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律所
还不及企业代理律所一个月的顾问费
报酬规定仍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
应反映国家、公共利益和经济利益
应使预付代理费和胜诉酬金符合现实情况
“咦？您只在第一个月拿到了报酬啊。”
2016年，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对跨国企业高通处以逾1万亿韩元罚款，双方就此提起诉讼。当时，公平交易委员会的代理律师曾听到代表高通的大型律所律师半开玩笑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按照当时政府诉讼报酬规定，每起案件的代理费上限仅为500万至1000万韩元。公平交易委员会考虑到案件的重要性，破例将上限提高至5000万韩元并支付，但这场持续近10年的诉讼中，政府代理律师拿到的报酬，甚至不及对方大型律所一个月的顾问费。
10年过去了，政府代理律所的待遇却依然原地踏步。近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个保委）、公平交易委员会、金融委员会等机构对企业处以的罚款最高升至数千亿韩元，企业提起的行政诉讼也急剧增加。大型企业聘请顶级律所发起猛烈攻势，但政府机关受利益冲突问题和预算紧张所限，只能依赖中型及实力较强的小型律所。
律所为罚款筑起防线
目前，在针对大型企业的政府诉讼中，Barun、Daeryuk Aju、Won、Lin、Class Hangeul、Jium、Bom、Seoul、Wi、Namsan、Eunyul等律所正担任救援投手。
据法律界11日消息，Barun律所在Kakao Pay不服60多亿韩元罚款提起的行政诉讼一审中代理个保委，成功守住了胜利。在海外金融机构不服非法卖空罚款提起的诉讼中，该律所也代理证券期货委员会，在二审中实现逆转胜诉。此外，该律所还代理税务机关，促成最高法院首次作出判决，认定即便是具备人员和实体设施的外国法人，也不过是“导管”（用于逃税的通道）。该律所还代理人事革新处股票盲目信托审查委员会，在二审中获得法院认可，确认认定职务关联性的决定合法。
今年4月，在Coupang将利润损失转嫁给供货商后，就其收到的纠正命令及21.85亿韩元罚款申请停止执行一案，Daeryuk Aju代理公平交易委员会，成功争取到法院驳回其中的核心部分——禁止相关行为的命令。Lin律所代理一家屏幕高尔夫企业，就因约200万条会员信息泄露而被处以约75亿韩元罚款提起撤销诉讼，今年2月在一审中全面胜诉，之后对方撤回上诉，判决遂告确定。Won律所也代理个保委，在Meta提起的约308亿韩元罚款撤销诉讼一审中，于去年1月全面胜诉。
沿用20年的报酬规定
尽管律所守住了不少国库资金，但它们面临的现实却是，报酬规定仍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一位承办过大量政府案件的律所合伙人律师称：“各部门把诉讼预算定得很紧，案件一多，预算就会见底，常常会出现要求我们降低预付代理费或胜诉酬金的荒唐情况。明明按规定可以收700万韩元的案件，却要求我们以500万韩元承接。考虑到与经办公务员的交情，或者知道对方确有难处，我们也只能答应。”
过去，A部门的一项决定引发大量异议，进而演变成一连串行政诉讼，当时该部门每年约2亿韩元的诉讼预算很快就耗尽了。一位当时代理A部门的律师称：“最后，相关领域律师库里的律师只能轮流接手案件，甚至出现了作为‘甲方’的公务员不得不开口恳求‘预算不够了，拜托再降一些’的情况。”
律师们纷纷呼吁：“应把监管机构收到的数百亿、数千亿韩元罚款拨作诉讼预算。”但根据现行法律，罚款全额上缴国库，无法挪作他用。
更大的盲区在于一些罚款金额（诉讼标的额）虽小，却会对整个行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先例性案件”。按照政府报酬规定，代理费与诉讼标的额挂钩。无论案件难度多高，预付代理费最多只能上浮50%。企业为了阻止后续一连串诉讼，即使面对小额案件也会聘请大型律所、全力以赴；而政府代理费却因诉讼标的额低，被限制在数百万韩元。
另一家律所的一位合伙人律师称：“公务员不愿意定下高额代理费，担心因此接受审计；即便败诉也不会受处分，于是就抱着‘只要应诉就行’的心态，把案件交给小型律所或资历较浅的律师。”他补充说：“拥有前官和专业律师的大型律所可以组建团队，短短两三天就提交数十页的书面材料；而员工不足10人的小型律所，往往只有一名律师，或带着一名助理律师应对，因此在把握争议焦点和处理速度上都处于下风。”
甚至把咨询工作也推给律所，以规避审计责任
公务员组织特有的僵化汇报流程、频繁的人事调动以及行政支持不足，也让代理律师疲于应付。一般民事诉讼只要确认委托人意见，就可以立即提交书面材料；政府诉讼则至少要经过科长、局长审批，重要案件甚至要报部长批准。
一位来自首尔瑞草洞的律师称：“如果局长、科长太忙，没能及时审阅材料，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难题：书面材料明明一周前就写好了，却只能在开庭前一天勉强提交，结果还会被合议庭批评。”其他律所人士也表示：“经办公务员经常调动，人事交接又不到位，新来的公务员上任后，律师不得不从头反复说明案件来龙去脉和行政处分的背景，效率很低。”
此外，各部门甚至会把本应由自身判断的事项也推给外部律所。一家中型律所表示：“即便只是单项咨询，实际往往也需要对修订施行令、完善制度等进行大范围审查；而停止执行、临时禁令等紧急且难度较高的申请案件，也一律按较低标准付费。甚至有不少部门为了规避内部决策或应对审计的责任，连政策性、政务性判断也以咨询的形式要求律所提供意见。”除此之外，资料请求的回复迟迟不到，或以预算不足为由延迟支付鉴定费等必要诉讼费用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政府败诉会直接导致巨额国库损失，并使行政处分失去效力，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咨询及代理费制度。律所人士称：“应合理反映案件难度、所需时间，以及‘国家通过胜诉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和经济利益’，大幅提高基础报酬和绩效报酬，使其符合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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