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脉动]Quo Vadis韩国：后期数字时代韩国的选择 1

by Oh Jooyean

Published 11 Nov.2026 11:04(KST)

Updated 11 Nov.2026 13:27(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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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一直以来以快速追随者的姿态发展
在人工智能时代，韩国必须成为先行者
亟须设计制度，实现生产力、经济增长与社会分配的可持续平衡

“Quo Vadis, Domine（主啊，你往哪里去）？”据说，躲避罗马迫害、踏上旅途的使徒彼得曾向耶稣提出这一问题。它并非单纯询问目的地，而是在追问自己应走的道路和必须承担的使命。今天的韩国也站在类似的问题面前。一直以来，韩国作为快速追随者努力奋进，如今已来到必须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数字时代跃升为先导国家的位置。可以说，韩国正处于与彼得相似的处境。

◆从工业革命史中读懂未来机遇

人类的发展历经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持续推进，但变化的速度从未恒定不变。过去需要1000年才能实现的变化，在近代缩短至100年，而进入现代后，过去需要数十年才能发生的变化，如今短短几年便可实现。人类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机械化和电气化为核心的工业生产革命，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可以看作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生活方式”革命。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发生并成长的时期（1760—1840年），与相关技术真正大规模创造附加值的时期，并不一定同步。18世纪后半叶蒸汽机改良之后，铁路普及以及利用蒸汽机的机械化工厂体系逐步形成，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并转化为经济附加值。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后，电力、钢铁、化学、内燃机、通信技术与大规模生产体系相结合，生产力大幅提升、附加值得以充分创造，实际上是更晚才发生的。工业革命始于英国，但德国、美国等国工业领域创造的附加值，正是在革新生产、流通与消费结构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

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财富集中、劳动问题、金融市场不稳定、生产过剩与需求失衡等现象，引发了新的社会经济矛盾。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政治动荡和国际秩序变化等因素，成为世界大战爆发的部分背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十分明确：仅凭技术创新，并不能保证国家繁荣。国家既需要将创新转化为实际附加值的产业能力，也需要让创新成果得以持续的社会与制度能力；只有具备这些能力的国家，才能至今保持发达国家的地位。

◆数字革命的真正收获期何时到来

人工智能在20世纪50年代初具概念雏形，经历两次“人工智能寒冬”后，凭借半导体性能提升、数据积累和算法进步，如今已成为大型科技企业争夺主导权的战场。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超智能的发展，正在要求人类劳动、决策和生产活动方式本身发生改变。如果将20世纪后半叶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化革命一路延伸至今天的人工智能，视为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延续，那么，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类似，真正基于高附加值产业创造附加值的过程，很可能要经过信息化产业革命的第三阶段，到了第四阶段才会显现。因此，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领域成为真正的赢家，关键在于预测“当前之后的产业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重组，人工智能转型又将如何发生”。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把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得到的历史教训放到当下语境中，思考并准备“我们将走向何方”。也就是说，我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革命仍处于技术创新尚有改进空间的阶段，通过人工智能大规模创造附加值，还要等到未来技术更加成熟之时。

世界各国和全球企业正在向人工智能芯片、数据中心和超大型模型开发投入天文数字般的资金。韩国在包括高带宽存储器在内的尖端半导体领域也具备全球竞争力，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成果。然而，半导体出口增长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并不意味着数字革命最终成果已经实现。正如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不及电气化和大规模生产体系的确立，以及后期量产体系的形成，更能推动产业升级并创造更广泛的经济价值一样，在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后期数字革命中，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医疗、物流、能源、国防、行政等社会各领域时，才更有可能出现真正附加值的爆发式增长。也就是说，超越当前比拼人工智能模型性能的阶段，进入人工智能从根本上重塑产业和组织结构的转型时代后，更大的经济机遇才会开启。

◆成为后期数字社会的先行者

我们可以把超越第三次工业革命、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尾声且充满人工智能的时代称为“后期数字时代”。这里的“后期”并非指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走向衰退，而是指技术开发和普及之后，其经济价值在产业和社会各领域全面实现的成熟、扩散阶段。虽然难以断言这一时期究竟何时到来，但面向未来5年、10年乃至20年、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准备至关重要，而且必须从现在开始谋划和启动。过去半个世纪，韩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产业成就。通过在钢铁、造船、汽车、电子、半导体、信息技术等领域采取快速追随者战略，韩国成长为制造业强国。然而，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主导的产业秩序中，仅靠过去的做法很难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新技术和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我们也没有可以借鉴的成熟成功模式。

如今，仅仅快速跟随他人开辟的道路已经不够，我们有必要自主确定方向，成为开拓新市场、制定新产业标准的先行者。为此，需要从更具战略性的角度审视人工智能产业价值链，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领域：①数据中心、电力等基础设施；②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硬件与软件系统；③人工智能模型；④各行业应用服务和人工智能转型。

我们似乎很难在这四个领域都做到出色。虽然也可以在通用超大型人工智能模型领域展开竞争，但或许更需要采取有所取舍、集中力量的战略，掌握推动产业转型创新所需的技术主权和核心模型能力。换言之，我们有必要关注并投资于有望引领世界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软硬件一体化系统、行业应用服务和人工智能转型领域。事实上，美国和日本面临基础设施建设困难，原因包括社会接受度方面的阻力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韩国也受到电力成本较高、可用土地不足、产业和人口集中于首都圈等因素制约，但如果能够整合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竞争力、先进制造业、通信基础设施和技术人才，并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体系，就完全有能力打造具有差异化优势的后期数字时代产业竞争力。

作为制造业的重要基础，韩国仍拥有广泛的产业生态，涵盖造船、汽车、钢铁、半导体、电子产业，以及国防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多个国家缩减或重组了国防工业和制造业部分领域的生产能力，而韩国则在分裂国家这一特殊安全环境下，得以持续发展国防产业的技术和生产基础。近期，包括波兰在内的欧洲国家引进韩国制造的坦克、自行火炮、飞机等国防产品，表明这种产业能力能够转化为新的国际竞争力。凭借全球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接受度，韩国如今有必要转型为先行者。归根结底，韩国的优势并不只在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韩国同时拥有可应用人工智能的产业现场、技术人才、生产基础，以及社会对数字技术的高度接受度，因此我认为，韩国有可能实现向先行者的转变。

◆必须统筹规划国民财富创造与社会繁荣

仅凭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力，无法决定国家的未来。韩国正面临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地区消亡、经济两极分化、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等多重问题。不能断言缩短工时或扩大福利本身就是经济衰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设计制度，让生产力、经济增长与社会分配形成可持续的平衡。如果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最终只惠及部分企业和资本，技术创新反而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与矛盾。反之，如果生产力提升能够带动新产业、新就业岗位、收入和财政基础的扩大，也有望帮助韩国克服老龄化和人口减少这一结构性危机。为此，韩国的人工智能战略不能停留在单纯支持技术开发或扶持半导体产业上。国家需要制定长期战略并设计相应制度，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电力、产业数据、人才培养、监管创新和公共服务的人工智能转型有机衔接起来。为促进均衡发展，也有必要将集中在首都圈的产业、人才和资本与地方制造业及产业基地连接起来，打造符合各地特点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与此同时，首都圈也必须参与全球竞争，因此监管创新同样不可或缺。我们需要建立协作机制，由中央政府制定方向并完善制度基础，地方政府、大学和企业则切实推动产业创新。教育部的旗舰项目等，也应在这一背景下调整并持续推进。欧洲面临的移民与社会矛盾，也提示我们，在低生育率时代应如何应对社会劳动力和移民问题。变革与创新不应受限于特定政府的任期或短期业绩指标，而应着眼至少10年以上，集中国家力量，让技术创新成果在产业和社会各领域不断积累。

◆韩国啊，你将走向何方？

在产业发展史上，从来没有永远的强者。率先启动技术创新的国家，也不一定能最大程度享受该项技术带来的经济成果。今天的数字革命同样如此。围绕人工智能模型和半导体展开的当前竞争，并不能决定未来产业秩序的最终赢家。更重要的或许是，谁能在人工智能深入各个产业、创造新附加值的后期数字时代掌握主导权。韩国完全有能力抓住这一机遇，也是少数同时具备这些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国家之一。

韩国拥有制造业基础、半导体竞争力和数字基础设施，因此需要在统一的国家愿景下整合这些资产，并具备将人工智能融入各个产业、转化为生产力和附加值的执行能力。过去凭借快速追随者战略取得成功的经验十分宝贵，但过去的做法无法保证未来继续成功。如今，韩国不应再只是跟随他人开辟的道路，而应成为自主开拓新产业道路的国家。我们要持续创造国民财富，并将成果转化为社会繁荣，为下一代留下更多机遇与可能。如何应对增进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所面临的难题——包括以政治保障可持续发展、通过产业人工智能转型推动经济发展、建立成熟的社会共识形成机制，以及将高涨的教育热情转化为最佳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方案？这是当今韩国社会面临的根本性问题。“Quo Vadis, Korea（韩国啊，你将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