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ong Ingyo的贸易权衡]中期选举后美国贸易政策:并非实力减弱,而是运作方式改变了
从“让美国再次伟大”到“否决”
关税大棒仍握在手中
排他性行政权并未改变
与国会严密监督正面冲突
韩国投资须接受司法合理性审查
作为今年美国“重大事件”之一的中期选举最终落下帷幕,民主党夺回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形成所谓的“蓝色海啸”。民主党赢得了得克萨斯州州长和联邦参议员选举,并在堪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缅因州夺回共和党参议院席位。在佐治亚州,民主党也重新赢得了州长职位。
选举结束后,共和党内部出现了痛切反思的声音,认为伊朗战争以及高强度关税政策引发的油价上涨和生活成本急剧攀升,是此次败选的决定性导火索。副总统J.D. Vance等党内重要人士公开指出中东政策和经济治理失误,共和党内部也有人尖锐批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路线,呼吁对党进行全面整顿。
那么,此次中期选举惨败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全面退却并作出调整?此次选举真正而根本的意义,并非简单地等同于特朗普总统的执政权力遭到削弱,而在于权力的行使方式及其“战线”将被彻底重新调整。
尽管民主党凭借此次选举结果掌握了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但左右国家对外事务执行的强大行政权仍掌握在特朗普总统手中。因此,未来两年难以通过新的大规模立法实现制度扩张,取而代之的将是这样一种对立局面:总统完全依托现有固有权限推进行政措施,而国会则试图阻止并制衡这些措施,双方势必在各类事务上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的“强势行政部门对强势国会”格局。
尤其从贸易政策的角度看,最值得关注的核心是关税、进口限制和出口管制。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依据国会立法,而是基于既有法律授予总统的权限。因此,即使国会多数党易主,现行法律授予总统的关税和贸易措施权限也不会自动消失。相反,看到选民对生活困境加剧和经济冲击强烈反弹后,行政部门和共和党很可能会遏制不必要的对外干预主义军事行动,同时更加有选择性、更强有力地聚焦于保护美国国内制造业和制衡中国这两项核心经济安全政策。
按照特朗普政府的政治逻辑,全面撤销关税可能会被视为对其过去政治成绩和个人品牌的自我否定,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在选项之列。相反,为了让国内日益加重的物价压力和经济冲击平稳落地,政府可能采取几种精细的微调方式。第一,对物价和价格负担极其沉重的特定商品给予豁免,或将暂缓适用关税与企业自愿调整供应链的努力挂钩。第二,最大限度采取交易式做法,直接以关税下调交换对方提出的大规模投资承诺、当地采购合同或防务费用分担等条件。第三,完善原产地核验和供应链追踪系统,从源头堵住中国商品经由第三国进入美国市场的迂回渠道。
另一方面,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国会将加强监督。民主党可能会审查对外协议和韩日投资资金分配过程的透明度、特定企业是否获得优待,以及是否存在总统家族或亲信的利益冲突。与8座核电站合作以及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也可能受到这类监督的影响。不过,不能仅凭选举结果就预设项目会被拖延;韩国应依据既有协议中明确规定的项目可行性和法律要求,审视投资条件。
在这一动荡局势下,我国面临的客观现实,与其简单定义为“压力缓解”,不如视为“谈判空间扩大”与“结构性不确定性”同步加剧。最重要的是,受选举问责论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其贸易权限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因此,我们应关注的不是权限消失,而是行使权限的成本和运用方式发生变化。应当针对不同议题细致拆分、分别应对。也就是说,必须冷静区分相关措施究竟是由严格法律确立的,还是必须依赖国会追加预算的项目,抑或是完全取决于行政部门裁量权的事项。
此外,我们向美国提出的谈判论据,若仅停留在单方面投资承诺或采购保证上,绝不可能真正奏效。选举之后,对外政策与美国民众生活成本之间的直接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具体、实证的数据证明,与我国开展产业和贸易合作,最终将如何降低美国普通消费者的物价负担、稳定美国供应链并创造优质就业岗位。
最后,必须仔细审视两国所有协议在法律上的持续效力。相关内容究竟只是两国领导人的政治表态、实际行政措施,还是由法律和预算坚实支撑的、有约束力的承诺,其风险影响截然不同。对于关税和投资,不仅要评估谈判结果本身的成败,还必须从多个层面交叉核查其背后的适用法律及司法裁决是否站得住脚,才能避免失误。
归根结底,中期选举失利并不会迫使特朗普总统无条件退却或举手投降,但已使其行使权力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和社会负担达到过去无法相比的高度。即便关税这一强有力的核心筹码仍掌握在他手中,其运用方式也将变得更加复杂,更具交易性和条件性。在白宫排他性的行政权与国会锐利的监督权正面碰撞这一复杂而崎岖的局面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制定高度精细的贸易战略:彻底厘清每项措施的法律依据,并以切实有力的论据证明相关举措有助于提升美国消费者福祉、稳定供应链。
Jeong Ingyo,仁荷大学国际通商学部教授、前通商交涉本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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