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起诉权的重大调查厅只能援引“自首”
顺位差别对待与保密义务存在局限
还面临向警方、特别司法警察重复申请的困境
适用最高法院判例将限制对宽大制度的管控能力

没有起诉权的重大调查厅若受理宽大制度?适用“自首法理”陷入两难 View original image

合谋自愿申报(宽大制度)的法律根源,究竟在于犯罪人的自首制度,还是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随着检察厅与重大犯罪调查厅(重大调查厅)围绕宽大制度的受理窗口展开争夺,围绕该制度法律性质的法理争论可能即将浮出水面。


据法律界26日消息,重大调查厅着手争取宽大制度受理窗口,背后的考量是“提高侦查效率”。在合谋案件中,只要共犯中有人率先提供关键证据,就必须立即启动搜查、扣押等强制侦查,以防止证据被销毁,这至关重要。其逻辑是,掌握侦查权的重大调查厅只有直接受理举报,才能避免错失侦查时机。


不过,重大调查厅没有不起诉处分权,也无权提出减轻量刑的建议,因此无法以起诉裁量权为依据承诺免除责任。归根结底,它只能将《刑法》第52条关于自首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即主动向侦查机关举报自己的犯罪行为,以求减轻或免除刑罚。问题在于,若将最高法院既有判例确立的自首法理原样适用于宽大制度,该制度本身可能会失去效力。因为卡特尔宽大制度与《刑法》上的自首,在法律性质和运作原理上存在重大差异。


首先,举报时机和适用条件大不相同。宽大制度要求举报方必须在侦查机关尚未发现合谋、即“犯罪尚未败露”时,首次提供新证据。相较之下,根据1994年12月作出的最高法院判例,《刑法》上的自首既可以发生在犯罪败露之后,也可以发生在被通缉期间,而且不要求揭露新的犯罪事实。


举报后的约束力也存在明显差距。根据宽大制度,企业举报后若推翻陈述,或向第三方泄露举报事实,就会因“违反诚信配合及保密义务”而立即失去免罚优先资格。但最高法院在2004年10月的判例中指出,即使自首的被告人在法庭上推翻陈述、否认犯罪,已经产生的自首效力仍然有效,因此可以减轻刑罚。自首也没有保守自首事实的义务。宽大制度通过严格的“先到先得、区别对待”机制,对第一顺位举报方免予起诉,对第二顺位举报方建议减轻量刑等,从而促使卡特尔内部出现裂痕;而在自首制度下,即使共犯后来接连自首,也不会因顺位而有所区别,均可获得相同的减刑效果。

没有起诉权的重大调查厅若受理宽大制度?适用“自首法理”陷入两难 View original image

程序上的两难同样不容小觑。如果将申请减免刑罚的依据解释为自首,那么即便合谋企业不是向重大调查厅,而是向一线警察署或特别司法警察官提出宽大制度申请,也必须承认其效力。《刑法》上的自首可以向所有侦查机关提出,而从起诉机关的角度看,也没有法律依据只承认向重大调查厅提交的申请、排除向警方提交的申请。如此一来,企业可能向多个侦查机关重复申请,导致顺位认定陷入严重混乱。



检察厅近期修订的内部规定明确指出,宽大制度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247条和《刑法》第51条赋予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此举也考虑到了上述法理局限。根据该规定,检察厅认为,宽大制度本质上是向拥有起诉权的机关表达免予起诉或建议减轻量刑的意愿。因此,只有由拥有最终处分权的检察厅从受理之初就暂定举报顺位,才能切实保障举报企业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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