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脉动]出口繁荣不会自动带动内需

Published 21 Oct.2026 11:00(KST)

Updated 21 Oct.2026 13:17(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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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账户顺差≠经济综合成绩单
改善阻碍服务业进入和发展的监管规定
半导体行业景气带来的收入增长
应转化为家庭购买力和国内投资

近期，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呈现分歧：一边是创新产业的亮眼表现，另一边则是对内需疲软和产能过剩的批评。强调后者的人常以房地产低迷、债务负担沉重、消费疲弱和人口老龄化等共同点为由，提及日本的“失去的30年”。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尚不确定，但两国的经验表明，在世界市场上的制造业竞争力与国内经济活力并不总能同步改善。

韩国京畿道平泽港堆放着集装箱。韩联社供图

日本长期低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价格泡沫破裂。资产价值大幅下跌，债务却依然存在，企业把精力投入偿债，减少了新增投资。消费和投资走弱后，物价和工资陷入停滞；而需求不会增长的预期又进一步抑制了投资。

不良债权处置和企业重组的延迟加剧了问题。银行为了避免承认损失，延长不良企业的贷款，资金和人力因此被困在生产率低下的企业中；僵尸企业甚至妨碍了健康企业投资和新企业进入市场。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速放缓也带来影响。

2002年至2008年，随着出口和设备投资增加，日本迎来当时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持续了73个月。然而，工资和消费复苏缓慢，因此出现了“感受不到的复苏”这一评价。这一案例表明，由出口带动的经济扩张可以与内需疲软并存。

中国应对类似冲击的方式有所不同。2021年前后开始加剧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削弱了家庭资产价值和消费信心，也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中国政府加快对制造业和技术创新的投资，试图填补增长缺口；事实上，这些投资助力了电动汽车和电池竞争力的提升。但家庭购买力迟迟未能恢复，关于中国将内需疲软的压力转嫁给海外的批评，以及产能过剩争议，也日益加剧。

不能仅仅因为生产量超过国内消费量，就认定存在产能过剩。面向全球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分工，是贸易的基本原则。围绕中国的争议，核心在于补贴、优惠融资和地方政府重复投资，是否在未充分考量盈利能力的情况下刺激扩产，并延缓亏损企业退出市场。因为技术创新的成果与资源配置低效，可能在同一产业中并存。

中国2025年的商品贸易顺差为1.189万亿美元，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2026年截至9月也达到9381亿美元。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房地产低迷带来的冲击，却未能充分带动内需复苏。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41个月下跌后，于2026年3月转为上涨，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此产生了很大影响。9月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5.0%，而消费者价格仅上涨0.9%。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越是试图依靠海外需求弥补内需疲软，就越容易引发贸易伙伴反弹，并遭遇限制。

两国的经验给韩国带来什么启示？第一，不能把经常账户顺差当作衡量经济整体表现的成绩单。经常账户不是一个国家的损益表。顺差意味着全国储蓄总额高于国内投资，差额会转化为海外资产积累。出口竞争力提高可能扩大顺差，但即使家庭减少消费、企业不愿在国内投资，顺差也会增加。2026年第二季度，韩国总储蓄率为45.6%，创1970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国内总投资率为24.2%。与收入增长相比，国内消费和投资扩大的速度较慢。

国际金融中心汇总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底，8家海外投资银行对韩国2026年经常账户顺差的预测值，平均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5%。此前最高纪录是外汇危机刚结束后的1998年，为10.1%（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当时的顺差源于内需崩塌、进口额减少逾三分之一；而2026年的主要原因，则是人工智能需求和半导体价格上涨这一积极冲击。

然而，这种积极冲击并不能保证内需形成良性循环。2026年第二季度，实际国民总收入同比增长15.6%，但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仅增长5.5%，私人消费仅增长2.5%。同期，名义营业总盈余增长48.2%，雇员报酬则增长8.1%。这意味着，繁荣带来的收入转化为消费需要时间，也受到各种限制。

企业利润经由绩效奖金、分红和税收传递给家庭，需要一定时间。在半导体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增加带动就业扩大的幅度也有限。内需型企业在消费疲软时会推迟投资；投资和就业不增长，家庭收入的复苏也会放缓。即使收入增加，负债较重的家庭也要优先偿还本金和利息，无房家庭则会优先储蓄以购置住房。像日本和中国那样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固然会带来问题，但房价过高也会抑制消费。政策应警惕房价大起大落，同时着力稳定房租和本息偿还额等实际住房开支负担。

第二，产业政策既要支持创新和生产率提升，也要避免资源被困在不良企业中。据韩国银行统计，在接受外部审计的企业中，利息保障倍数连续3年低于1的边缘企业占比，从2024年底的17.1%升至2025年底的19.1%。韩国银行认为，这一占比在2026年可能下降，但经营低迷行业的脆弱性或将加剧。重组支持应着重帮助需要转岗的劳动者重新就业、保障其收入，而不是让不良企业苟延残喘。

第三，要拓宽收入增长后在国内消费和投资的渠道。应修订阻碍服务业进入和发展的规制，让人工智能的应用不只带动半导体出口，也能提升内需型企业的生产率、促进新服务开发。还应将新增税收用于扩大护理等生活服务的供给基础。减少家庭因担忧未来支出而过度储蓄的必要性，也是夯实内需基础的途径。

日本和中国的经验表明，出口产业的表现并不能自动解决债务、内需和资源配置问题。只有将半导体繁荣带来的收入转化为家庭购买力和富有成效的国内投资，才能说韩国经济真正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