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pang,快速配送创新的成果
并非免除社会责任的免罪牌

[记者手记]国会监查常客Coupang,有解释却无人负责 View original image

“公司的决策者是谁?”


本月12日,在国会政务委员会举行的国政监查中,共同民主党议员Lee Kang-il接连提出质询。他询问,是谁决定拒绝公平交易委员会的现场调查,以及不接受个人信息泄露受害者赔偿调解方案;还询问Coupang代表Harold Rogers和Coupang Inc.董事长Kim Beom-seok是否参与其中。坐在证人席上的Coupang执行副总裁Joo Seong-won反复回答称:“这是经过内部深入讨论后作出的决定。”Lee议员斥责道:“您似乎不具备作出负责任答复的资格。”


Coupang已成为国政监查的常客。近年来,该公司每年都因劳动者过劳、工伤事故、不公平交易等各种争议出现在国政监查现场。尽管受到指摘的问题各不相同,公司的应对却大同小异:一方面积极解释和反驳,另一方面在被追问责任时却无法给出明确答复。今年也不例外。


公平交易委员会为确认Coupang是否将价格匹配优惠券的折扣成本不当转嫁给供货商,计划开展现场调查。然而,Coupang以事先通知程序存在问题为由,阻止调查人员进入。Joo副总裁辩称,这是为了保障企业程序性权利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企业当然也有权对政府调查提出异议。但在此期间,查明相关疑点的调查被推迟。今年9月,法院驳回Coupang提出的停止执行申请,认为暂停调查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影响更为重大。


Coupang也拒绝接受个人信息泄露受害者赔偿调解方案。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决定向50名受害者每人赔偿10万韩元。眼下总额为500万韩元,但若将同一标准适用于所有受害者,负担可能膨胀至数万亿韩元。这或许就是Coupang称其考虑了“对内外部的连锁影响”的原因。企业确实可以衡量潜在负担,但在国政监查现场,Coupang仍未能明确说明拒绝接受方案的依据及责任人。


两起事件虽不相同,Coupang的应对却有共同之处:在维护公司权利时态度坚决,一旦被追问决策责任,便以“内部讨论”为挡箭牌。多部门参与重要经营决策自属理所当然,但“内部讨论”只是决策过程,不能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场面并非首次出现。2025年12月,国会就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举行听证会时,议员也接连质询Kim Beom-seok董事长的作用及决策架构,但疑问仍未得到解答。Coupang应当反思,为什么同样的问题会一再被提出。



Coupang凭借火箭配送和物流投资改变了流通市场,提升了消费者的便利性。然而,创新成果并不能免除社会责任。行使法律权利与赢得社会信任是两回事。与数十万亿韩元的营收相匹配的,不只是快速配送,更是阐明判断依据并对结果负责的态度。Coupang需要的不是又一次在国政监查上的解释,而是足以让它明年不再听到同样问题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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