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政府定价若成为串通的信号

Published 16 Oct.2026 11:00(KST)

政府设定上限，本想控制油价
结果却像是向炼油企业发出了“信号”
竞争消失，透明价格的悖论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已就SK能源和HD现代Oilbank涉嫌串通汽油、柴油和煤油价格一事启动审议。该委员会认为，两家公司从2022年2月至2026年3月，近4年间互相交换销售价格信息，并在今年3月中东战争爆发后，甚至串通供应价格。涉案销售额为44.1万亿韩元，简单计算，罚款最高可能达到约4.6万亿韩元。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表示，国际油价因战争而剧烈波动之际，成为价格信息交换的契机。SK能源表示将作出说明，HD现代Oilbank则称完全不存在串通行为。

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信息交换”。价格彼此一目了然，似乎会让竞争更加激烈，但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即使想悄悄降价抢走顾客，也会马上被发现，竞争对手随即跟进降价，因而失去降价的理由。反过来，一家公司涨价，其他公司也容易跟着涨。不需要协议书，也不需要密谈。仅仅是共享信息这一事实，就可能演变为默契的价格合意。

政府规定的最高价格这类数字，也可能向竞争对手发出相同信号，成为一种价格基准点。今年3月中东战争推高油价后，韩国政府实施了石油最高价格制度，炼油企业向加油站供应汽油的价格上限已连续4个月定为每升1784韩元。共同的供应价格上限这一信息出现后，韩国国内4家炼油企业（SK能源、GS Caltex、S-OIL、HD现代Oilbank）可能更容易将价格统一起来。已有研究指出，价格上限会成为默契价格合意的基准点。一篇分析20世纪80年代美国信用卡利率上限的论文认为，即使不受上限约束的发卡机构，也会按照上限设定利率。

还有研究显示，即便没有价格上限，单是共享信息也会让默契价格合意更容易形成。根据一篇分析澳大利亚墨尔本加油站市场的论文，2007年至2014年间，当地大型企业加入了一个私人平台，可以每隔15至30分钟查看彼此加油站的价格。起初，这些企业每周都在固定的一天集体涨价；2011年后，它们则形成了新的做法：领先企业先给部分加油站（通常约占20%）涨价，以此发出信号；次日，更多加油站跟进涨价，其他企业也随之提价。论文作者称，这相当于企业通过平台上显示的价格进行了一种“对话”。据称，在这一过程中，扣除成本后的价格利润率提高了约30%。澳大利亚竞争监管机构（澳大利亚公平交易委员会）于2014年对该平台提起诉讼，案件于2015年以和解告终。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也发生过类似情况。市场占有率第一的BP先在周三提高部分加油站的价格，其他企业则在周四跟进；经过3年，所有企业都在周四涨价的做法逐渐固定下来。据估算，其间利润率上涨了19%至64%。

在美国，竞争对手可用来达成默契价格合意的数字，与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韩国的最高价格制度是1997年油价自由化以来首次实施的政策，为炼油企业的供应价格设定上限。美国有些州则规定，汽油零售价格必须比批发价格高出一定比例。这类规定通常称为《不公平销售法》（Unfair Sales Act）或最低加价幅度法规（Minimum Markup Law）。这些法规诞生于大萧条时期，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小型企业免受大型企业低价倾销的冲击。以威斯康星州为例，汽油售价不得低于以下两者中的较高值：实际采购成本加6%，或当地平均批发价加9.18%。美国约有25个州设有此类法规，汽油是主要适用商品。牛奶也有类似规定。联邦政府规定了牛奶加工企业支付给生产者的最低价格，宾夕法尼亚州还规定了牛奶的最低批发价和零售价。笔者对威斯康星州案例进行的研究发现，设有最低加价幅度法规时，企业会设定更高的利润率。

韩国担心价格涨得太高，便设定上限；美国担心价格降得太低，则设定下限。无论上限还是下限，政府规定的数字都容易成为企业揣摩并据此调整价格的基准点。因此，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向市场抛出的数字，究竟是保护消费者的盾牌，还是向企业展示价格基准点的电子屏？制定数字时，也应考虑谁会如何解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