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与观点]掌控预期者，掌控经济周期

Published 13 Oct.2026 11:00(KST)

Updated 13 Oct.2026 12:27(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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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来的启示
推动经济的不是数字，而是着眼未来的选择
尊重理性预期的一贯政策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美国教授——罗伯特·欧内斯特·霍尔（斯坦福大学）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哥伦比亚大学）。选出他们作为得主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理由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意味着，学院肯定了他们为宏观经济学所作的贡献：过去，宏观经济学只关注通胀、增长率等总量指标；他们则引入了展望未来并据此行动的家庭和企业这两个主体，并以此为基础，阐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降低经济波动幅度。

稳定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因滞胀而失去公信力，多亏了两人的研究，才重新获得了科学语言。可以说，如今世界各国央行和财政部门所使用的政策模型，其框架正是由两人搭建的。霍尔还长期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周期判定委员会负责人，该委员会正式判定美国经济周期的峰值和谷底，他也是一位实体经济的守望者。结合当下经济，可以从四个方面梳理两位大师的成就。

第一，政策通过预期发挥作用。1978年，霍尔指出，如果消费者能够理性地预测未来，那么消费就会遵循不可预测的“随机游走”。这意味着，人们消费时衡量的不是当月工资，而是终其一生能够获得的收入。这一洞见解释了为何一次性现金补贴或临时减税未能像预期那样带动消费。韩国消费受高利率和家庭债务挤压，短期刺激政策曾带来一时提振，却很快失去作用，这与上述情况如出一辙。要提振内需，与其撒钱，不如改变人们对就业、收入前景，也就是对未来的信心。正如霍尔通过失业和劳动力市场搜寻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就业质量和稳定性正是这种信心最可靠的来源。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皇家科学院、韩联社供图

第二，央行的表态本身就是政策。伍德福德在2003年出版的《利率与价格》一书中，确立了当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标准。其核心观点是，货币政策的效果并非来自当前基准利率，而是来自市场对未来利率路径的预期。全球金融危机后利率被压在零附近时，各国央行借助“前瞻指引”寻找突破口，也得益于他的理论。如今，围绕降息的速度和幅度，央行与市场仍在博弈，因此通过一致且可预测的沟通建立信任，其重要性不亚于利率决策。反复无常的信号会加剧市场波动，削弱政策效果。韩国银行也在实施有条件的前瞻指引，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未来利率的预测。其成败取决于能否始终如一地兑现对市场的承诺。

第三，央行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并非唾手可得。如果预期是政策发挥作用的渠道，那么维护这一渠道的关键就是信任。若政界为了短期经济表现而施压要求降息，即便短期内看似有效，市场也会开始怀疑央行稳定物价的决心。一旦通胀预期升温，要控制同等幅度的物价上涨就会付出更大代价。这是20世纪70年代留下的惨痛教训。如今，动摇央行独立性的声音在主要国家日渐高涨，此次颁奖以学术语言再次确认了独立且遵循原则的货币政策何以必要。韩国也不例外。在房地产、家庭债务和汇率相互交织的局面下，如果货币政策沦为单纯的经济刺激工具，韩元的公信力和金融稳定都可能受到冲击。

第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无法各行其是。伍德福德还为分析财政渠道对物价影响的“物价水平财政理论”作出了贡献。如果市场不相信政府能够妥善应对债务，那么无论央行如何收紧政策，都无法控制物价。美国等主要国家的财政赤字正逐渐固化为结构性问题，韩国也在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面临日益增大的财政支出压力，这正是值得铭记之处。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信任一旦瓦解，货币政策的公信力也会随之动摇。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步调不一，市场就会陷入不知该相信哪种信号的混乱，代价最终将体现为国债收益率上升和汇率动荡。财政规则和中长期财政规划并非单纯的会计纪律，本身也是稳定物价的机制。

霍尔和伍德福德留下的教训，最终归结为一点：推动经济运行的不是数字，而是人们对未来的判断及其选择；好的政策，应当尊重并始终如一地管理这种预期。经济学家在模型中描绘的“理性预期”，在现实中体现为民众对政府和央行的信任。在关税冲击、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引发的产业重组令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政府和央行最应守护的资产，正是信任。这就是今年的诺贝尔奖向我们传达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