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版《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
※ 本文含有大量可能构成电影剧透的内容。
剧场版《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以一个甜蜜的提议开场:从天而降的传单上写着,只要抓住怪物,就能获得平时报酬的100倍。吉伊卡哇、哈奇喵和乌萨奇被诱惑,动身前往人鱼岛。
导演 Oikawa Kei 在柔和的粉彩色调外表下,藏着一场冷峻的悲剧。众人试图捕捉的人鱼塞壬并非单纯的恶人,而是失去同伴后沦为入侵者的受害者。委托人、岛民 Hitowa,则是杀害人鱼的元凶。没有哪一方完全占据道德正当性,吉伊卡哇也不例外。他明明知道双方的处境,却选择沉默。
Hitowa 犯下罪行,源于对朋友的情谊。为了救活身负重伤的 Futaba,她杀死人鱼,并把人鱼肉喂给了对方。这并非出于对永生的贪欲,而是源自个人的利他之心。然而,即使出于善意,一旦把他人的生命当作工具,便会成为暴力。塞壬折磨岛民的理由,同样是对同伴的爱。这既是对无辜同伴之死的愤怒,也是哀悼。在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加害者变成复仇者的过程中,绝对的恶消失了。剩下的,只有那些打着爱的旗号犯下的罪行。
滋生这场悲剧的土壤,是岛屿这一封闭空间。这与日本排斥外来者、强调内部团结的“村落社会”不无关联。岛民不追究人鱼遭杀害、塞壬开始袭击的原因。他们不愿揭开内部的丑事,而是以沉默抱团,并热情接待从外面来的吉伊卡哇一行人,把他们推到最前线当挡箭牌。
这种共同体的运作方式,和 Ari Aster 导演的恐怖电影《仲夏魇》颇为相似。就像瑞典某个村庄在极昼的明亮庆典背后,将外来者献祭以巩固团结一样,人鱼岛的居民也笑容满面地欺骗吉伊卡哇一行人。几乎看不到任何负罪感。这种没有恶意却牢不可破的团结,反而更加残酷。
随着吉伊卡哇拿到关键证据,事件的全貌浮出水面:藏在咖喱粉里的红色人鱼鳞片,以及装在 Futaba 身上的 AA 电池。那一刻,在吉伊卡哇眼中,和蔼的邻居变成了杀人犯,摧毁岛屿的怪物则成了追寻同伴死亡真相的遗属。然而,他选择了沉默。他没有揭露真相、动摇共同体的安稳,而是任由塞壬逃走,自己离开了岛屿。这并非出于怜悯或成熟的宽恕,而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抽身逃避,也是对灾难性后果的默许与旁观。
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这更接近 Hannah Arendt 所提出的“平庸之恶”。她在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指出,巨大的恶并非源于恶魔般的动机,而可能来自不假思索。不追究事件起因的岛民,以及目睹真相后仍转身离去的吉伊卡哇,都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没有恶意,并不能成为免罪的理由。
责任并非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Hitowa 亲手杀了人鱼,岛民以沉默掩盖此事,吉伊卡哇则明知真相却选择离开。政治哲学家 Iris Marion Young 认为,结构性不公的责任并不只属于某一个加害者,而是由所有参与这一结构的人共同承担。在被称为“社会连接模型”的这一观点中,旁观者并非局外看客,而是结构的一部分。
《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三个主体中,谁的罪责更重?个人的温情和集体利己主义都是看得见的暴力,因此容易受到谴责。旁观很难成为被谴责的对象,却也因此更容易一再发生。Oikawa 导演没有给出答案,而是让吉伊卡哇的沉默贯穿始终。看着这一幕的观众,也成为了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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