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坪房间月租100万韩元…租金冲击让年轻人叫苦[房地产A to Z]

by Choi Seoyoon

Published 03 Oct.2026 06:30(KST)

Updated 03 Oct.2026 10:13(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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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平方米以下房源月租超100万韩元的占比5年间增至6倍
今年1至8月办公住宅租赁合同中78.7%为月租合同

数据显示，首尔小型办公型公寓每8笔月租合同中，就有1笔月租达到100万韩元以上。在专用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的房源中，此类高额月租的占比在5年间增至6倍。大学周边甚至出现5坪（约16.5平方米）的办公型公寓月租达120万韩元的情况，年轻群体的住房支出负担日益加重。

图片与文中某些表述无关。

3日对韩国国土交通部实际成交价公开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今年1至8月，首尔专用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的小型办公型公寓共签订4.0342万笔月租合同（新签及续约），其中月租达到100万韩元以上的有5062笔，占12.5%。2021年1至8月，同等面积办公型公寓中，月租达到100万韩元以上的占比为2.1%。也就是说，约5年间，月租达到100万韩元以上的高额租赁合同占比飙升至6倍。

高额月租已蔓延至年轻人聚集的地区。2021年，西大门区、钟路区、冠岳区和衿川区同等面积房源中，均未出现月租超过100万韩元的交易；而今年1至8月，四区分别出现248笔、223笔、201笔和187笔。新村、大学路及冠岳考试备考人员聚居区一带的单间公寓，月租已迈入100多万韩元区间。

首尔市内一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张贴着办公型公寓的月租信息。韩联社供图

位于梨花女子大学门前、西大门区大岘洞的“Greenwood”，一套专用面积17平方米的房源于8月26日新签租约，押金为1000万韩元，月租为120万韩元。租住约5坪的空间，每月就需支付120万韩元。靠近成均馆大学、位于钟路区惠化洞的“El Luce”，一套专用面积24.99平方米的房源也于7月8日迎来新租户，押金为3000万韩元，月租为120万韩元。

位于首尔大学入口站附近、冠岳区奉天洞的“Yangji High Stadt”，一套专用面积29.75平方米的房源于1月19日新签租约，押金为5000万韩元，月租为140万韩元。首尔大学附近的考试备考人员聚居区内，“Ilseong Truel”一套专用面积约30平方米的房源（31.19平方米），也于5月19日新签合同，押金为2000万韩元，月租为100万韩元。位于衿川区加山洞、承接加山数字园区周边租房需求的“加山中央Prugio City”，一套专用面积24.11平方米的房源于同月6日续约，押金为1000万韩元，月租为109万韩元。

月租处于50万至70多万韩元区间的小型办公型公寓占比，从2021年的47.0%降至2026年的24.7%，几乎减半。月租不超过50万韩元的低价房源占比为32.0%，与2021年的33.3%相近。

作为住宅公寓替代选择的中大型办公型公寓，高额月租占比同样迅速攀升。以1至8月签订的合同为准，在专用面积超过60平方米、不超过85平方米的中型办公型公寓中，月租达到150万韩元以上的交易占比，从2021年的18.3%（66笔）升至今年的49.6%（486笔），增至2.7倍。月租达到200万韩元以上的超高额交易占比，也从9.1%（33笔）升至29.6%（290笔），增至3倍以上。在适合家庭居住、专用面积超过85平方米的大型办公型公寓中，月租达到200万韩元以上的交易占比，从18.4%（34笔）跃升至39.5%（124笔）。

办公型公寓租赁市场中的全租模式正迅速萎缩。在首尔办公型公寓的全租及月租交易中，月租占比从2021年1至8月的50.1%，升至今年1至8月的78.7%，增加28.6个百分点。同期，全租交易量从2.1695万笔降至1.3817万笔，减少36.3%。分析认为，这是房东偏好月租与住宅公寓全租房源紧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住宅公寓全租价格上涨的同时，非住宅公寓房源也从全租转向月租，进一步加重了年轻群体的住房支出负担。专用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的办公型公寓，押金通常为1000万至2000多万韩元；若月租为100万韩元，仅租金一项每年就需支出1200万韩元。

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土地住宅委员会委员长Jo Jeongheun表示：“办公型公寓市场从全租转向月租的速度加快，与此同时，全租贷款和全租保证额度也在缩减，由此产生了将租户推向月租市场的反作用。”他还表示：“房东偏好月租收益，租户则希望选择全租，在这种供需错配下，全租房源减少，月租价格不断上涨。”

有观点指出，如果放任月租如此急剧上涨，最终可能形成仅有利于能够调动大规模资本的企业型租赁经营者的市场。原因在于，企业型租赁要在市场立足，必然需要较高的月租收益率作为支撑。Jo委员长指出：“当前月租暴涨的环境，为追求高收益的企业型租赁提供了可运营的条件。”他批评称：“政府没有将政策重点放在保障普通民众的住房稳定上，而是集中于培育企业型租赁等偏离重点的领域，加重了年轻群体在住房支出方面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