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盲区：大学⑦]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会长Lee Gijeong：“大学生心理健康困境长期独自承受……国家应主动伸出援手”

by Oh Jooyean

Published 07 Oct.2026 07:30(KST)

大学生因属法律上的成年人，处于国家政策覆盖边缘
表面上正常上课、准备就业，看似没有问题
社会不容许失败……独自承受孤独感与无力感

将研究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建立支持体系的方案

“每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超过1万人。（2024年为1.4872万人。）

这相当于400所小学的学生人数，按军队规模计算，相当于一个师消失。政府为提高生育率投入数十万亿韩元，何不将其中一部分用于已经出生的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由韩国四年制大学组成的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会长、汉阳大学校长Lee Gijeong于7日接受阿视亚经济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他称：“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已经不能再被视为个别大学或部分学生的问题。”

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会长、汉阳大学校长 Lee Kijeong 在首尔城东区汉阳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阿视亚经济采访。记者 Cho Yongjun 摄

Lee会长表示，在一次与大学校长们的会面中，一所地区重点国立大学的校长提到医学生自杀的消息，其他校长也纷纷补充称：“我们学校也发生过。”Lee会长痛心地表示：“我们学校也一样。”

随着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加剧，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近日向国会提出“定期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及“建立面向大学的支持体系”的建议，旨在为各校不尽相同的心理咨询与危机应对体系提供国家层面的标准和支持。尤其考虑到目前连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实际状况都未得到充分掌握，协议会强调，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定期开展现状调查。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由各教育厅组织调查，但大学生却未被纳入这类管理。

Lee会长指出：“重要的不是自杀学生人数本身，而是有自杀念头的学生正在增多这一事实。但大学生因为在法律上属于成年人，处于国家政策覆盖的边缘。”他强调：“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区分大学能够做的事情与国家应当承担的职责，同时做好衔接。大学应细致完善师生关系、学生开展面对面活动的环境，以及危机发生时能够进行初步处置的设施，让学生感受到‘我并不是孤身一人’；国家则应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财政支持体系。”

以下为访谈问答。

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会长、汉阳大学校长 Lee Kijung 在首尔城东区汉阳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阿视亚经济采访。记者 Cho Yongjun 摄

—在大学实际工作中，您感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有多严重？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我们学校的问题。但担任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会长后，在与各校校长交流、将这一问题（大学内的自杀事件）摆到台面上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并非我们学校独有的问题。因此，协议会一定要认真关注心理健康问题。每次与国会议员会面，我都会提出建议。最近向国会汇报的内容中，排在第一位的也是心理健康。

有一次，艺术学院在进行管弦乐团排练时，一名学生突然倒下。有人询问旁边的学生是否携带镇静药，结果大多数人都拿了出来。听到这件事后，我在校务委员会上表示：“如果你们有正在上大学的子女，也请问一问他们。”当天晚上，一位院长联系我称：“校长，问过之后才知道，我的孩子也随身带着镇静药。”虽然不能以个案概括整体，但这也说明，有不少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外表看不出来的焦虑和困难。

—最需要优先了解的是什么？

▲我认为，比起单纯统计自杀学生人数，更重要的是调查“有多少学生有自杀念头”“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过去的大学生也曾为学业、就业和人际关系而烦恼、焦虑。但近年来，学生面临的这些困难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叠加和长期化趋势。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学生表面上正常上课、准备就业，看上去没有明显问题，实际上却在承受严重的孤独感和无力感。因此，大学现在需要的，不只是等学生陷入严重危机后再作出应对，而是建立一套能够更早发现细微风险信号，并顺畅衔接援助的体系。

基于这一考虑，我们要求教授多与学生开展咨询交流，但据说，一旦通知学生前来咨询，他们就会开始紧张得发抖。在开展团队项目时，也有学生问：“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做吗？”这在过去几乎看不到。我认为，这可能与新冠疫情有关。这些现象也需要仔细研究。

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会长、汉阳大学校长Lee Gijeong在首尔城东区汉阳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阿视亚经济采访。记者Cho Yongjun摄

—学生咨询中心实际上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但不少大学缺乏预算和专业人员，咨询人员的就业也不稳定。有意见认为，应在《高等教育法》中为设立学生咨询中心和支持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法律依据。您如何看待？

▲目前，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开展咨询和管理，以及在必要时转介至专业机构，都已有相应依据。但我认为，针对大学咨询中心的组织架构、专业人员、预算和危机应对体系，具体且统一的标准仍不充分。从这一角度出发，我认同有必要在高等教育相关法律体系中，更明确地规定学生咨询中心的法律地位，以及大学支持学生心理健康的责任。

如果要确立法律依据，讨论范围就不应仅限于是否设立咨询中心，还应包括全职专业咨询人员的合理配备标准、咨询人员的专业能力与就业稳定性、高风险学生的危机应对体系、与医疗机构及地区专业机构的衔接，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同时，也必须确立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的依据。因为如果法律仅规定设立中心的义务，各大学的支持水平反而可能因财力不同而进一步拉大差距。立法的目的并不是再增加一个名为咨询中心的组织，而是保障最基本的安全网，让需要帮助的学生在有需要时，无须等待便能获得专业支持。

—有调查结果显示，不仅学生，教授的心理健康指标也不理想。

▲我认为，“不容许失败的社会”是导致心理健康指标恶化的原因之一。教授可能会在同事关系、科研和终身教职保障等问题上，承受普通人难以体会的压力。他们不断接受评价、参与竞争。在美国，即使未能获得终身教职，也可以转到其他大学；但在韩国，一旦失败，就很难再次获得机会。学生也是如此。即使拿到不及格的F成绩，也应能够通过重新学习取得更好的进步，再次起步，但社会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我认为，如果社会能够容许失败，向失败者温暖地伸出援手，压力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具体计划推进哪些工作？

▲第一，我们将研究如何持续掌握大学生正在经历哪些困难，以及各大学在咨询人员、预算、咨询服务可及性和危机应对条件方面存在哪些差距。只有充分掌握实际情况，才能确定必要政策与支持措施的优先顺序。

第二，制定可供大学实际工作使用的统一应对标准。各大学规模与条件不同，很难一律采用同一种运作方式。但当学生出现危机时，各校有必要共享基本原则和流程。我们将根据大学一线的意见和专家评估，积极研究制定可供咨询与危机应对参考的手册或运行标准。同时，也有必要研究符合大学生特点的心理健康评估与早期发现体系。

第三，缩小大学之间的差距。有些大学的咨询人员和相关项目相对充足，也有大学面临较为困难的条件。我们将探索强化校际合作体系的方案，让各大学共享专业人员培训、优秀项目及危机应对经验，并在必要时与地区医疗、咨询专业机构建立联系。

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会长、汉阳大学校长Lee Gijeong在首尔城东区汉阳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阿视亚经济采访时摆姿势留影。记者Cho Yongjun摄

—归根结底，政府的作用似乎很重要。您希望向教育部和国会提出哪些要求？

▲我希望教育部将大学生明确纳入国家学生心理健康政策的覆盖范围。不能只是将责任交给大学，还应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帮助大学配备专业咨询人员、建立危机应对体系，并共同构建与保健福祉部、地区精神健康福利中心及医疗机构等相衔接的国家级支持体系。

我希望国会在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支持确立法律基础的同时，也为切实的财政支持提供依据。如果没有预算和人员支持，只是一味强化义务，学生能够获得的支持反而可能因大学财力不同而出现更大差距。

各大学包括校长在内的管理层，需要将学生的生命与安全视为大学的核心责任，建立不仅由学生处和咨询中心参与，也由院系、宿舍、保健医疗及学生支持部门共同参与的校级应对体系。大学的成果不应只看招收了多少学生、帮助多少学生就业，还应看学校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和支持了陷入困难的学生，使他们不放弃学业、能够重新站起来。这同样是大学教育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