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束缚下的非营利组织③]“回馈社会也不能自主决定”……阻碍“韩国版盖茨基金会”诞生的制度壁垒
无法设立限期运营的公益法人
从募捐到使用均受事前监管
设立公益委员会的法案仍搁置于国会
由全球知名富豪Bill Gates创立的盖茨基金会将于2045年12月31日关闭。这是一种所谓的“日落基金会”模式:在未来20年内,将其约2000亿美元(约270万亿韩元)财富中的大部分投入公益事业,随后解散基金会。Gates表示:“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让基金会永久运营。慈善活动设定期限、集中解决问题时,效果最好。”目前,盖茨基金会在防治传染病、研发新药、消除贫困、教育及缓解人工智能领域的不平等等多个领域开展全球性公益事业。
然而,在韩国,富裕人士自由捐出自己的股票和财产,并自行决定资金用途的超大型公益基金会,实际上很难成立。有观点指出,即使成功的企业家或富裕人士决定回馈社会,现行法律制度和税收负担也会形成掣肘,使“韩国版盖茨基金会”在制度结构上难以实现。
法律限制公益法人发展
《公益法人法》,即《公益法人设立与运营法》,于1975年制定,旨在对从事奖学、学术、慈善等特定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法人进行单独管理。根据该法,设立公益法人须具备稳定的财务基础和运营能力,符合透明度标准,并取得主管机关许可。
问题在于,这部法律的监管色彩远强于《民法》。政府在批准设立基金会法人时,以“永久运营”为前提,要求其基本财产不得减少。因此,按照捐赠人意愿用尽全部捐赠财产后解散的日落基金会模式,从一开始就不被允许。
公益法人处置基本财产或将其用于担保,也必须获得主管机关许可。若未获准将财产排除在基本财产之外,实际上所有财产的处置权都受主管机关制约。这也是韩国公益法人难以像盖茨基金会那样灵活应对各类社会问题、自由拓展业务领域的原因。
实际案例中,曾有一家公益法人收到捐赠人定期提供的研究人员薪酬专项捐款,却因主管机关拒绝批准将其排除在基本财产之外,无法发放工资。该法人直到提起行政诉讼后才获得批准。
法律还规定,公益法人解散后的剩余财产须归属国家或地方政府。对此,韩国非营利组织评估院院长Bae Wonki强调:“剩余财产同样来自民间捐赠,应保障资金运用的灵活性,允许其转交给宗旨相近的其他民间团体。”
募集1000万韩元捐款也须接受“国家监管”
募捐环节同样面临严格监管。若面向不特定公众募集1000万韩元以上的捐款,须依照《捐赠财物法》,即《捐赠财物募集、使用及捐赠文化促进法》,事先登记。违反规定者最高可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相关报道:Lee Heesuk:“重新审视殖民时期监管遗留的《捐赠财物法》”】
Bae院长指出:“为避免刑事处罚风险,募捐现场甚至出现筹款额一达到999万韩元就被迫停止募捐的怪象。税法已经设有事后透明度审查机制,却仍要求在募捐阶段事先登记,既是重复监管,也是行政资源的浪费。”
此外,《捐赠财物法》要求捐款按事先提交的募捐用途使用,募集的财物须在两年内用完,募捐费用不得超过总额的15%。因此,即使发生紧急社会事件,公益组织也难以绕过复杂的行政程序迅速应对,还可能因不了解规定而面临违法风险。
推动设立公益委员会:澳大利亚和英国已有类似机构
政府也意识到公益法人面临过度监管,因而一直推动设立统筹公益法人设立、管理和监督的“公益委员会”。设立公益委员会曾是Moon Jaein政府的施政课题,但未能落实。行政安全部长官Yoon Hojung接续推动了这项工作。他在就任部长后的2025年12月,先后提出废除《公益法人法》法案、《捐赠财物法》修正案、设立公益委员会法案,以及旨在促进股票捐赠的《遗产税及赠与税法》修正案,但这些法案尚未进入讨论,目前仍搁置于国会。
其中,设立公益委员会法案规定,由隶属国务总理的公益委员会专门负责公益法人的批准、管理和监督。公益法人符合开展公益事业等全部批准条件后,公益委员会即可予以批准。法案还规定,通过培养专业人才、开展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公益法人的透明度并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公益法人募集捐赠财物时,只要向公益委员会提交计划,即可在一定程度上豁免适用《捐赠财物法》。
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慈善与非营利组织委员会统一管理公益法人,注册机构可获得税务机关的税收减免。以政治活动为目的或违背公共政策的团体不得注册;如发现违法行为,监管机构可撤销其注册资格,形成了严格的管理体系。英国也设有负责管理和监督公益团体的公益委员会,要求公益团体提交募捐活动年度报告。在公益委员会注册的团体,无须另行申请指定资格,即可被税法认定为公益法人;对捐款使用的监管则统一由税务机关依据税法实施。
“非营利组织是国家的伙伴,生态多样性不可或缺”
非营利组织从业者强调,他们一直在弥补国家行政能力和市场机制的不足,为社会发展与社区重建作出贡献。韩国公益法人协会理事长Kim Deoksan表示:“公益法人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伙伴。便利店销售常备药品由消费者团体推动,加强虐童罪量刑的‘Jeongin法’也凝聚了儿童保护团体的努力。”他强调:“尽管如此,政府仍只把公益法人视为‘管控和监督的对象’。只有降低设立和运营门槛,增强公益生态的自主性和专业性,才能建设健康的社会。”
已支持和培育约50家非营利初创机构的下一代基金会代表Bang Daeuk表示:“在社会问题日趋复杂、技术环境快速变化的时代,需要出现更多以新方式开展工作的非营利组织。”他指出,绝大部分捐款流向少数大型团体,并表示:“只有确保非营利生态的多样性,才能形成健康的发展环境,解决各类社会问题。”
韩国国税厅2026年5月首次发布的《公益法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公开结算文件的公益法人共有2.1318万家,捐款收入合计11万亿韩元。其中,社会福利共同募捐会、世界宣明会、好邻居等排名前15位的公益法人,捐款收入合计4万亿韩元,占全部公益法人捐款收入的38%,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Bang代表最后强调:“非营利组织应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把精力耗费在行政事务上。制度不应成为阻碍非营利组织的壁垒,而应成为帮助它们更好开展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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