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公务员凌驾于法律之上?”经办人一句“不行”就没戏……68年未改的“这条法律”要变了?
[监管束缚下的非营利组织①]非营利法人设立许可制
性别平等家庭部将于下月向宪法法院提交意见书
许可制度缺乏原则和标准,存在滥用裁量权问题
准入门槛高于营利法人,且缺乏分立制度
自1958年制定以来从未修改的《民法》第32条,或将通过违宪审查向修法迈进一步。该条规定,设立非营利法人须获得主管机关许可。非营利组织活动人士以及法律界、学术界长期将其视为落后于时代的陈旧规制。近日,政府表示将向宪法裁判所提交有关该条款的意见书,案件审理将迎来关键节点。
据政府和良好规制市民论坛28日消息,性别平等家庭部(当时为女性家族部)曾依据《民法》第32条,拒绝青少年环保及公民活动团体“青少年直接行动”的法人设立申请,相关条款随后被提请违宪审查。该部门推迟半年多的意见书将于10月提交宪法裁判所。性别平等家庭部有关人士表示:“已将违宪审查相关工作委托政府法律公团。公团计划近期拟定政府方面的意见书草案,并提交宪法裁判所。”宪法裁判所将依据双方意见书,判断非营利法人设立许可制是否侵害结社自由,以及是否违反禁止过度原则、平等原则等。
“请审查公权力是否过度行使、是否违宪”
事件可追溯至2024年。当时,女性家族部以办公场所所在地、财务稳定性等为由,多次退回“青少年直接行动”设立非营利社团法人的申请。该团体增设办公室、增加基本财产等,补齐材料后,部门又以其他理由退回申请,如此反复持续了5个月。该团体因此提起行政诉讼。负责审理的首尔行政法院合议庭接受原告提出的违宪法律审查申请,将案件提请宪法裁判所审查。法院认为有必要判断性别平等家庭部是否过度行使公权力,因此请求宪法裁判所作出裁决。
案件审理进展缓慢。政府法律公团今年2月请求延长意见书提交期限。该团体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太平洋于3月提交了意见书,但政府方面的意见书至今尚未提交,审理事实上陷入停滞。不过,随着性别平等家庭部表示将通过政府法律公团于10月提交意见书,宪法裁判所的裁决有望加快。包括太平洋、世宗、Barun、地平、广场、律村在内的约10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正联合应对此案,因此受到法律界高度关注。
今年8月,文化体育观光部因拒绝批准“Planet居民中心”设立非营利法人,在行政诉讼一审中败诉。“Planet居民中心”是一家开展将志愿服务与地区旅行相结合的公益旅行、弱势群体援助等项目的团体。文化体育观光部以项目执行能力不足、材料不齐等理由退回申请,但首尔行政法院认定,该部门未给予申请人补齐材料的机会,属于滥用裁量权,因此撤销了拒绝批准申请的决定。
“主管人员的标准凌驾于法律之上”……推诿现象依旧
《民法》第32条规定:“以学术、宗教、慈善、技艺、社交及其他非营利事业为目的的社团或财团,经主管机关许可,可以成为法人。”除许可之外,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其他程序或标准,非营利法人能否设立事实上取决于政府及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的裁量。现实中,这项工作甚至被视为交由各部门资历较浅的公务员处理的“杂务”。负责人员不仅缺乏非营利法人方面的专业知识,若担心日后出现责任归属问题,也往往不愿批准。
支持非营利初创企业的下一代基金会代表 Bang Daeuk 表示:“一家帮助拾荒老人的社会企业申请转为非营利社团法人,向地方自治团体A提交申请后,遭到4次退回。后来将同样的文件提交给企划预算处(当时为企划财政部),两个月后便获批准。”他称:“结果取决于主管人员如何判断,所以大家开玩笑说,‘法律之上还有主管人员的标准’。部门之间相互推称不归自己管,工作最终落到权力最小的部门;或者负责人员一换,许可标准又回到原点。这些情况反复发生。”
非营利法人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复杂且涉及多个部门,却必须取得某一个主管部门的许可,这一制度安排也受到质疑。计划为改善残障人士出行权及交通政策而设立法人的团体B便遭遇了这一问题。该团体向国土交通部提交申请后,被告知“残障人士相关事务归保健福祉部管”;转而找到保健福祉部,对方又称“交通政策归国土交通部管”。两个部门相互推卸责任。韩国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会局长 Park Dongsun 指出:“即使计划开展跨领域的公益项目,为取得主管机关许可,也不得不按照部门的行政职权范围删减或缩小项目,形成了不合理现象。”
营利法人可以,非营利法人却不行?
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之间还存在制度上的反向歧视。营利企业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设立。特别是2009年《商法》修订后,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被全面废除,理论上仅凭100韩元便可设立股份公司。政府降低了创业门槛,让任何有创意的人都能创业。
相比之下,旨在创造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的非营利法人,从设立之初就受到许可制度束缚,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尽管《民法》没有明确规定最低基本财产额,申请人仍会按主管机关和部门的惯例,被要求拿出高达数千万韩元的基本财产。这意味着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慈善、学术和公民团体,反而被迫承担远高于营利企业的财务负担。
法人合并、分立制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商法》允许营利法人为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提高经营效率,灵活推进并购或公司分立。同时还设有保护机制,避免股东和企业在重组过程中因不必要的税负等蒙受损失。
然而,法律缺乏非营利法人合并、分立的依据,非营利法人只能先解散、清算原有法人,再设立新法人。在此过程中,难以兼顾法人债权人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重新办理设立许可手续,也会造成不小的行政和财务损失。韩国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会将地区分会拆分为独立法人时,便承担了双重征税负担。
此外,营利法人发生组织变更时,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再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即可完成程序;非营利法人即使只是迁移地址、修改章程或处分基本财产,也须逐项获得主管机关许可才能生效。
“应取消许可制,改采依法登记制”
要求从根本上改革法律和制度、使非营利领域能够灵活应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非营利法人设立制度大体分为许可制、核准制、依法登记制和自由设立制。专家强调,应转向依法登记制:只要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无须主管机关许可即可办理登记、注册。他们认为,核准制仍给主管机关留下较大的裁量空间;如果将核准权当作许可权行使,制度改革就可能失去意义。
韩国《民法》第32条的许可制几乎照搬日本《民法》,自1960年施行以来已延续66年。其间,法务部多次提出《民法》修正案,但均因国会任期届满而自动废止。修正案的实际效果也受到质疑。2004年、2011年和2014年提出的修正案,内容都是将许可制改为核准制。当时,防止非营利法人无序增多的观点占据上风,因此选择了核准制。但长期实行许可制的日本已于2008年转向依法登记制,美国、英国等主要国家也采用这一制度。对非营利社团法人实行许可制的国家,主要是中国、俄罗斯及部分东南亚国家。
首尔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 Lee Dongjin 表示:“核准制虽然排除了行政机关的裁量权,但从制度结构上看,仍是许可制的一种。仅将‘许可’改为‘核准’,并不会使监管规则发生实质变化。”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Kim Gyeongmok 指出:“公益活动推动公民社会发挥监督国家与市场、提出政策替代方案的作用。如今的时代背景已不同于《民法》最初施行的20世纪60年代,还在谈论法人无序增多的弊端,是不合时宜的想法。”
光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良好规制市民论坛非营利规制专项工作组组长 Jeong Jingyeong 表示:“非营利和公益法人发挥着补充政府政策的作用,其潜力也在不断增长。如今需要制定国家层面的战略,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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