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m Jungha首尔市立大学法学专业研究生院教授
从律所律师到教授……今年出任韩国经济法学会会长
研究商法、证券及金融监管,思考现实中的法律问题
"与他人共事的经验很重要……须应对新的现实"
首尔市立大学法学专业研究生院教授Lim Jungha始终深耕法律领域,却在其中经历了多种角色。受在法院工作的父亲影响,她立志成为法律从业者,进入首尔大学法学院学习后通过司法考试。此后,她在律师事务所执业近10年,于2011年转任首尔市立大学法学专业研究生院教授。
成为教授后,她也没有局限于讲台。她曾担任韩国大法院专职审判研究官,并参与金融委员会、韩国交易所等机构的工作,关注现实市场与法律的交汇点。长期研究商法、证券及金融监管的她,今年还当选为韩国经济法学会第18届会长。
在工作与家庭之间,Lim教授追求的也并非完美平衡,而是适合自身情况的方式。多年来往返于法律实务界与学术界,她最终得出的答案是“人”。提升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与他人共事、建立关系的经历同样不可或缺。近日,记者在首尔东大门区首尔市立大学法学馆采访了Lim教授。以下为访谈内容。
—您曾执业近10年。
▲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很有趣。法律咨询并不是将学校所学的法律原封不动地套用到实际问题中。很多问题在法律上并不明确,也可能因监管部门的立场而有所不同。客户希望短时间内得到答复,因此经常需要工作到深夜,或凌晨就到岗。但解决一个问题时获得的成就感也很强。我参与过证券公司收购尽职调查、SK海力士尽职调查等项目,处理过多家企业的法律问题。由于外资客户较多,我还需要用英语撰写法律意见书、参加会议及出差。我也曾前往塔吉克斯坦,与日本企业就收购当地电信运营商进行谈判。虽然交易最终未能达成,但我得以亲身了解不同国家企业的工作方式和文化差异。
—2011年,您离开律师岗位,转任教授。
▲律师工作很有趣,但教授这个职业能够让我从事更多样的工作,这一点很吸引我。刚到学校时,仅备课就相当忙碌。后来参与金融委员会、韩国交易所等校外机构的工作,让我重新与现实接轨。法学专业研究生院的设立初衷是连接实务与学术,但由于教授不能兼任律师工作,如果只在校内授课,就可能逐渐远离实务。通过校外工作了解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
—哪段工作经历最令您难忘?
▲在韩国大法院担任审判研究官的经历。法官与审判研究官会围绕案件反复讨论,审视各种论证思路。大法官再对这些成果进行审查和讨论,最终形成判决书。亲身参与这一过程,对我学习法律帮助很大。后来阅读大法院判例时,我能够理解判决是在怎样的讨论基础上形成的。
—您今年还担任了韩国经济法学会会长。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担任学会会长。因为从学会获得了很多帮助,所以抱着服务的心态接下了这项工作。真正做起来,也发现很有趣。尤其是此次学术会议有很多法学专业研究生院学生参加,看到他们通过学会活动与教授交流、与研究者互动,我也很欣慰。我认为,学会不仅是研究者开展研究的地方,也是交流意见、共同创造的空间。参与学会工作,也让我再次感受到与他人共事的重要性。
—法律似乎经常跟不上现实的发展。
▲虚拟资产就是典型例子。当虚拟资产这类现有法律体系未曾预见的领域出现时,法律很难及时跟上现实。如果不加监管,可能造成损害;但监管过度,也可能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今后如何缩小法律与现实的发展速度差距,仍将是一项重要课题。
—法学专业研究生院的教育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
▲我刚到法学专业研究生院时,学生们积极参与课堂。我们可以开展英语授课、布置作业、安排课堂报告等多种教学活动。但随着律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下降,学生逐渐不愿参加与考试没有直接关系的课程。这不能责怪学生,因为对他们而言,最终必须通过考试是一个现实目标。如果法学专业研究生院过度以考试为中心,就既难以做好实务教育,也难以充分开展理论与学术研究。实务与学术,任何一方都不能忽视。在加强实务教育的同时,也需要建立保障理论研究持续开展的制度基础。
—人工智能时代,法学教育应发挥什么作用?
▲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很好地提供知识。重要的是判断这些知识对错的能力。人工智能有时会编造判例,或提供并不存在的内容,而系统学习过法律的人能够察觉“似乎有些不对”,并加以核实。但如果一个人从开始工作时就依赖人工智能,我会担心他如何发现这些错误。因此,教育不能仅停留在传授知识上,还必须培养独立判断与核实的能力。
—您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
▲这并不容易。不过,即使在养育孩子时,我也始终认为“作为母亲,我自己也要快乐”。如果自己感到辛苦、痛苦,却说是为了孩子作出牺牲,我认为这并不可取。工作也是我重要的快乐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顾工作。我知道,过度偏向某一方面会让自己感到疲惫,因此在单位专注工作,周末则与孩子相处,以这样的方式维持平衡。
—谁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已故丈夫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研究佛教哲学,对自己的研究极为认真。他对所研究的领域有很强的自豪感,也十分投入地培养后学。看到他的样子,我认识到确实有人如此真诚地对待学术。我转到学校任教,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无论是对待研究的态度,还是撰写论文的过程,我都从他那里获得过许多建议。
—您想对后辈女性法律从业者和研究者说些什么?
▲如今的年轻女教授工作能力很强,让我觉得她们比我们这一代更上一层楼。我并没有太多特别的建议。但我想说,与提升自身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与他人合作的经历。能够独立把工作做好的人很多,但实际开展工作时,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终究有限。希望她们通过学会活动或社会活动,积累与他人共事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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