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动视角]“依法办事”教育消失……司法化的教室
“曾以为依法处理就能解决问题，但如今回头看，事实并非如此的问题更多。”
曾任律师的性别平等家庭部部长Won Minkyoung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似乎一度陷入了司法万能主义。”她称，与担任法律工作者时不同，站在部门负责人的位置观察全社会的冲突现象后发现，法律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
Won部长认为，冲突源于认知差距。就任后，她持续举办分享男女两性认知差异的“苏打汽水脱口秀音乐会”、“青年参与共存·共情委员会”、“开箱对话”等活动，希望通过对话和公共讨论缩小认知鸿沟。Won部长似乎希望借此强调，在解决冲突时，法律不可能是唯一答案；冲突属于需要经历理解、接纳与协调过程的领域。
仔细想来，学校正是最早学习这种解决冲突方式的场所。与想法不同的同学发生摩擦、为错误道歉、有时作出让步以修复关系，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室应当是通过对话与协调学习解决冲突方法的地方。
然而，如今的教室里却在发生截然相反的事情。学生之间的争执演变为校园暴力举报，对教师生活指导的不满则演变为虐待儿童举报。连本应在学校内部通过教育方式解决的冲突，也在追究“谁有错、违反了哪项规定、将受到何种处分”。这正是教育被批评为司法化的原因所在。
8月25日，包括教育公民团体“教育之春”在内、由教师及家长团体等12个组织参与的“教育共同体信任恢复国民运动”，启动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8场系列讨论会。首场主题为“教育司法化的历史路径”。与会者指出，目前教育一线提出的教育共同体信任崩塌问题，并非因2023年瑞草小学事件而突然出现，而是数十年来多种因素累积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法律解决方式逐渐成为化解冲突的核心手段。
进入2010年代后，试图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倾向正式加剧。韩国和平教育培训院院长Lee Jaeyoung分析称，2011年大邱一名初中生因遭同龄人集体霸凌死亡的事件成为转折点。以此为契机，此前潜伏的校园暴力问题如决堤般涌现，校园暴力也从“应以教育方式处理的学生间问题”被重新定义为“犯罪与严惩问题”。次年，即2012年，《根除校园暴力综合对策》出台，严惩主义由此制度化。
尤其是要求将校园暴力处置事项记入学校生活记录簿的《校园暴力生活记录簿记载及保存指引》，引发了法律纠纷。将韩国最敏感的大学升学考试问题与校园暴力直接挂钩的做法，动摇了学校与教师。这是因为，校园暴力被重构为“教师教育权与儿童人权冲突”的格局。针对校园暴力处分决定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从2012年的50起增至2018年的661起，增长超过13倍。
与此同时，“虐待儿童举报”也随之增加。虐待儿童举报一旦受理，学校和教师便不得不全力应对。要求更换班主任的诉求接连出现，视案件情况，教师还可能被要求与学生隔离或被暂时停职。在这一过程中，校园暴力案件的处理将被延误。Lee院长将此形容为“拖延并削弱校园暴力处分最廉价的手段”。
这一情况也体现在统计数据中。针对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职员工的虐待儿童举报数量，从2018年的5168人增至2021年的6065起。然而，在被登记为虐待儿童行为人的6787名教职员工中，实际被起诉的仅110人，占1.6%。教育部统计显示，自2023年9月至2026年2月，针对教师的1870起虐待儿童举报中，已结案的993起案件有90.4%被认定无嫌疑。这是教室司法化如何动摇学校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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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孩子们进入社会前体验冲突并学习解决方法的场所。在承认错误、理解对方受到的伤害、承担责任并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孩子们得以成长。然而，一旦习惯于仅靠法律解决所有冲突，他们便会失去通过理解、接纳和协调来解决问题、实现成长的机会。对于“我们教给孩子们的不是‘犯错就要负责’，而是‘犯错就不要被发现’”这一沉痛批评，如今正是需要深入反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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