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他未能拍下的唯一画面[聚光灯]
90岁摄影师Kuwabara Shisei最后的心愿
“不知道自己还能活1年，还是2年。或许无法拍下那个瞬间，实在令人遗憾。”
摄影师Kuwabara Shisei于26日在接受阿视亚经济采访时如此表示。在以自己人生为题材的纪录片《照片的面孔》上映前夕，他来到韩国，在首尔中区乙支韩国大厦17层俯瞰市中心时称：“还有一张尚未拍摄的照片。”那就是南北统一。“德国和越南都已统一，但韩国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Kuwabara是少数同时亲历过韩国南北双方的外国摄影师之一。自1964年起，他数十次往返韩国，也曾多次访问平壤。对他而言，统一仍是尚未完成的最后一个画面。然而，留给他的时间已不算充裕。今年10月他将满90岁。因血流问题接受手术后，他每3个月便要到医院复诊。
虽然身体大不如前，留在他心中的面孔依然清晰，那是一名61年前在釜山港遇见的无名军人。他表示，至今仍无法忘记1965年拍摄赴越派兵列车时，那名军人与母亲告别的情景。“我很想知道那名军人是谁、是否平安归来，但至今仍未能找到他。”尽管曾用镜头记录无数张面孔，那名始终未能确认近况的军人，多年来一直萦绕在Kuwabara心头。
韩国是他很早以前便一直向往的国家。这里不仅在地理上靠近其故乡日本岛根县，村里也居住着不少韩国人。就读东京农业大学期间，他还有一位为躲避朝鲜战争而偷渡而来的朋友。两人每次一起吃饭时，朋友总会用筷子敲打餐桌，唱起《阿里郎》和《桔梗谣》。Kuwabara回忆称：“听着那些带有哀愁的歌曲，我便下定决心，将来如果有机会拍照，一定要去采访韩国。”
不过，他无法立刻前往韩国，首先必须筹集采访所需的旅费。他曾用镜头记录水俣病现场，并于1962年通过举办个人摄影展崭露头角、积攒资金。机会于1964年到来，日本出版社平凡社的月刊《太阳》委托他赴韩采访。采访主题共10项，包括釜山和首尔市民的生活、农渔村风貌、皇太子Yi Un、与韩国人结婚后没有返回日本的女性，以及巨济岛和巨文岛的渔港等。
当时韩日尚未建交。东京没有正式大使馆，只有“韩国驻日代表部”。在熟人帮助下，Kuwabara还获得杂志《阿里郎》发行人的身份担保，最终才艰难取得签证。那年夏天，他从金浦机场入境，沿着尘土飞扬的未铺装道路抵达首尔。当时正值停战第11年，韩国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时期。
韩国情报机构当时严格管控本国记者的采访活动，但对外国记者相对宽容。当然，也有例外。1965年，Kuwabara在釜山港拍摄开往越南的海军陆战队派兵列车时，被反间谍部队人员抓获。在被带走期间，他偷偷将胶卷回卷并藏进口袋，又在相机里装入空胶卷。他回忆称：“那名人员疑惑地说，‘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拍到？’随后便把相机还给了我。”他还表示：“与我一同拍摄的韩国记者则被直接带走了。”
Kuwabara在越南也举起了相机。那里的经历改变了他对摄影的认知。直到1975年战争结束前后，他一直将摄影视为“传递”信息的手段；但此后将活动舞台转往河内后，开始将其理解为“记录”。他解释称：“只有身处现场才能拍摄，因此照片是历史的痕迹。”基于这一信念，他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持续追踪韩国的示威、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
对他而言，如何接近拍摄对象，与拍什么同样重要。他不会一面对被摄者便贸然按下快门，而是先抱抱孩子，或递上印刷品，以此建立关系。获得拍摄许可后，他只拍一张。Kuwabara称：“大多数人都会问，‘已经结束了吗？不再多拍几张吗？’或许可以说我利用了心理，但绝无恶意。我始终怀着感激之情接近每一位允许我拍摄的人。”
他在韩国长期深入拍摄的题材，是陶瓷。他拍摄了约30名陶艺家，并在日本出版两册摄影集，还亲自撰写了相当于艺术家评论的稿件。尽管这一内容在本次纪录片中占比不大，但他与当年结识的陶艺家至今仍保持交流。
延续旧日缘分与记录当今韩国，是两回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的韩国反而成为他最难拍摄的国家。他希望留下韩国发展的面貌，却始终难以找到该拍什么、又该如何拍的答案。他指出：“韩国变化得太快，曾象征动荡时代的题材大多已经消失，如今剩下的也就只有非军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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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wabara最想用相机记录的最后一个画面，就在那道铁丝网的另一边。他表示：“唯有统一的瞬间，我一定想亲手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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