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必需医疗”对垒“保护患者权利”……《医疗纠纷调解法》争议持续
国会研讨会上法律界称“刑事特别规定实效性未获证明”
“连死亡事故也限制起诉，侵犯受害者权利”
高风险必需医疗范围、废除垫付制度等争议
围绕将于明年实施的《医疗纠纷调解法》修正案，“为挽救必需医疗而不得不进行的制度改革”这一评价，与“过度限制医疗事故受害者权利的立法”这一批评正面冲突。尽管各方对降低医务人员刑事负担、挽救必需医疗的宗旨形成共识，但有关限制起诉特别规定及废除医疗事故先行垫付制度等举措可能过度限制医疗事故受害者权利的指责仍在持续。
国民力量党议员Lee Sohee、法律界人士及患者团体10日在首尔汝矣岛国会议员会馆举行题为“修订医疗纠纷调解法，是否充分听取了患者声音？”的讨论会，就2026年5月获国会通过的《医疗纠纷调解法》的争议焦点及补充任务展开讨论。
修订后的《医疗纠纷调解法》核心内容包括：为减轻医务人员的刑事负担，引入针对高风险必需医疗行为的刑事特别规定和限制起诉制度，新设医疗事故审议委员会；同时，废除医疗事故受害者因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无力赔偿而无法获得赔偿时，由调解仲裁机构先行补偿的“先行垫付制度”。
当天讨论会上，多方持续批评称，修法过程中充分反映了医疗界意见，受害者的刑事诉讼程序陈述权、平等权及实质性救济机制反而有所倒退。
首位发言人、Hippocrates律师事务所律师Lee Jeongmin指出，修订法所依据的“医务人员刑事责任是必需医疗崩溃核心原因”这一主张本身，就缺乏充分的实证依据。
据该律师介绍，近来医疗纠纷本身反而呈下降趋势。法院受理的损害赔偿案件从2012年至2013年每年约1000起，降至2021年至2023年的约850起；医疗纠纷调解仲裁院近5年的调解启动率为65.8%，调解成功率为66.2%。至于“医生被滥行刑事起诉”的说法，医疗界一直提及每年平均超过700起的起诉案例，但保健福祉部委托研究显示，2019年至2023年，医生刑事审判案件年均为34.4起，即使包括简易程序起诉，每年也仅约50起。
Lee Jeongmin称：“没有充分的实证依据能够支持医务人员面临的刑事司法风险是规避必需医疗最重要原因的主张。必需医疗危机是低收费结构、长时间工作、医疗人力不足和地区医疗基础薄弱等多重结构性问题造成的结果，仅凭刑事特别规定难以实现立法目的。”
围绕限制起诉特别规定的违宪性问题也是核心争议。Lee Jeongmin提议，将限制起诉适用于患者死亡或重伤的医疗事故，可能侵犯受害者的刑事诉讼程序陈述权，至少应将死亡、重伤案件排除在限制起诉适用范围之外。他还批评称，在扩大刑事特别规定的同时废除作为受害者保护机制的先行垫付制度，是破坏医务人员保护与患者权利之间平衡的举措。
第二位发言人、LKB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Park Cheonwoo将修订法中的限制起诉特别规定定义为“突发式立法”。他提及总统自去年年底起公开要求制定反映医疗界诉求的刑事特别规定立法，并称：“只要医务人员全额支付损害赔偿金，即使发生死亡事故也不得以业务过失致死伤罪提起公诉的规定，存在较大违宪可能性。”考虑到宪法法院过去曾判定豁免重伤交通事故刑事处罚的条款违宪，修订法从根本上阻断对死亡医疗事故提起公诉，将更加严重地限制受害者权利。
患者团体也敦促，在法律实施前制定下位法令的过程中，应充分体现患者权利。韩国患者团体联合会代表Ahn Gijong要求：“应通过总统令将‘高风险必需医疗行为’的范围设定在最低限度，并分阶段扩大；减轻医务人员损害赔偿负担的政策，也应当设计为与患者赔偿体系保持平衡。”
在随后举行的小组讨论中，与会者同样认同有必要进行制度改革以防止必需医疗崩溃，但认为仅靠减轻医务人员刑事负担，难以实现政策目标。
汉阳大学保健学系教授、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会医疗保健委员会委员长Song Gimin指出：“修订法侧重减轻医务人员刑事责任，可能削弱受害者参与刑事程序的权利。”消费者市民团体秘书长Yoon Myeong则表示：“医疗事故救济制度的本质并非保护医务人员，而是保障患者安全和查明真相。”他提议将死亡、重伤案件排除在限制起诉适用范围之外，并扩大患者及消费者代表参与医疗事故审议委员会。Haeeul律师事务所律师Shin Hyeonho强调：“不能过度惩罚医务人员，但过度的刑事特别规定同样危险。应当朝着患者保护与医务人员保护实现平衡的方向完善制度。”
保健福祉部医疗机构政策科科长Shin Hyeondoo称：“高风险必需医疗是为挽救患者生命而不可避免实施的医疗行为，因此需要提供制度性支持，使医护人员无需承受过重刑事负担即可诊疗。不过，对于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将持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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