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善意包装下的模糊法律,应看结果而非宗旨 View original image

“从律师的立场看,这没什么不好。一旦在有罪无罪之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只要在进入实体内容之前,先揪住程序判断不放就行。”一名曾任首席检察官的律师,就近期获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如此讥讽。修正案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新增两项驳回公诉的事由:公诉基于“重大违法侦查”提出,或检方“明显逾越起诉裁量权”提出公诉时。


问题在于“重大”“明显”等模糊表述。这名律师断言,这是“根本不应存在于法律中的措辞”。他的意思是,法律上无法确立明确标准的模糊概念应当避免。若修正案获得通过,在进入有罪无罪的实体判断之前,先争论是否应予驳回的惯例很可能形成。这可能成为为犯罪者拓宽逃脱路径的有害条款。


制定法律时提出的宗旨大多是正确的,但结果并不总会如愿出现。这项旨在防止检察权滥用的法案,表面上同样被善意包装。《黄色信封法》《重大灾害处罚法》等也是如此,其崇高宗旨是提升劳动者权益、预防工伤事故。无人会反对这样的宗旨。然而,由于其模糊性,留给一线现场的仅是难以预测的混乱与法律不稳定性。


德国法学家Georg Jellinek曾称:“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这意味着,为维系共同体,只应严格强制执行那些必须遵守的最低标准。超出这一范围的模糊法律,会容许公权力作出任意解释,从而侵害民众生活。宪法法院之所以强调要求法律具有可预测性的“明确性原则”,美国宪法审判之所以确立将过度模糊的法律直接判定无效的“因模糊而无效原则”,原因也正在于此。


法治主义所追求的核心价值是法律稳定性。民众应能信赖法律,并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安心生活。若法律充斥模糊措辞,将会如何?这只会加剧执法者任意解释并导致权力滥用的风险。旨在制约检察机关的宗旨,反而可能产生加剧司法任意性的矛盾。



从近期废除补充侦查权的争议,到此次新增驳回公诉事由,社会正沉迷于宗旨,却忽视法律可能带来的后果。其中尤其还能看出政治算计。应当追问的不是“这部法律具有什么宗旨”,而是“这部法律将导致什么后果”。因为宗旨只是瞬间,而其后果所造成的受害者泪水却将持续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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