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研究部部长Annelotte Walsh与关西学院大学教授Ishida Yu专访
“与其让非营利法人的设立变得困难，不如明确其运营标准，这更为重要。”
随着宪法法院持续审理《民法》第32条规定的非营利法人设立许可制度，海外专家提出，韩国非营利法人制度的改革方向应是提升“可预测性”。
该案由首尔行政法院于2025年12月就《民法》第32条提请违宪法律审查后，移送至宪法法院受理（2025Hun-ga20）。2026年4月，来自12家主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以公益联合形式组建代理团参与案件，受到关注；此后审理程序仍在持续，近期还追加指定了负责律师。
宪法法院需要判断的核心问题是，现行制度要求设立非营利法人须经主管行政机关许可，是否过度限制了结社自由等权利。因此，海外在满足法定条件后即认可法人设立的制度及其运行成效，也成为重要的比较对象。
日本等主要国家采取“准则主义”，只要具备法定条件即可设立法人，公益性则通过另行程序审查。海外专家认为，韩国不应仅将讨论局限于许可制度的存废，而应考虑通过明确设立及监管标准、提高制度可预测性的方向推进改革。
CAPS（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研究部部长Annelotte Walsh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人类福祉学部教授Ishida Yu于6月17日在首尔圣水洞接受《法律新闻》采访时，对日本非营利法人制度改革历程及韩国制度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并作出上述表示。Walsh是分析亚洲17个国家公益活动环境的《Doing Good Index 2026》负责人。CAPS是一家研究亚洲地区公益活动环境的独立非营利研究机构，每两年发布一次面向亚洲17个国家的《Doing Good Index》。Ishida担任日本非营利组织研究学会会长，长期研究日本非营利法人法律制度改革。
两位专家就日本非营利法人制度改革经验、韩国制度的特点以及未来改善方向发表了看法。以下为问答实录。
——围绕《民法》第32条非营利法人设立许可制度的讨论仍在持续。日本是因何契机改革制度的？
Ishida：“背景有很多。公益法人同政府之间的利益勾连、公务员空降任职等问题引发社会关注，行政改革的讨论也持续推进。1995年神户大地震也是重要契机。社会逐渐认识到，仅凭政府难以应对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进而形成了应由公民社会发挥更积极作用的共识。”
——改革后，日本的非营利法人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Ishida：“日本允许任何人设立一般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但若要获得公益法人认定，则须接受由会计师、律师和学界专家等参与的委员会审查。其结构是设立自由，但公益性通过单独程序判断。制度改革后，社团法人数量从约1万家增至8万家以上。”
——韩国须获得行政机关许可才能设立非营利法人，而日本则实行满足一定条件即可设立的‘准则主义’。您如何评价这两种制度？
Walsh：“许可制度并不一定意味着错误，关键在于可预测性。准则主义会明确列出所需条件，满足条件即可设立。相比之下，许可制度可能受到行政机关裁量的影响，申请人较难预测结果。比起制度形式，更重要的是明确标准和程序。”
——从《Doing Good Index》来看，韩国的公益活动环境如何？
Walsh：“韩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国家。公民参与、企业社会贡献和数字基础设施均处于较高水平。相较之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信任度较低。这意味着韩国具备充分的公益活动基础，但制度运行方式仍有改善空间。
监管与胆固醇相似。适度监管能够提升问责性和信任，但过度监管也可能抑制活动。韩国的监管机构多达43个。比数量更重要的是可预测性。必须明确以何种标准进行审查，团体才能稳定开展活动。新加坡将注册职能与支持职能分开运行，值得借鉴。”
——韩国今后在制度层面应审议哪些课题？
Walsh：“需要让注册程序和监管体系更易于理解，并努力将一线意见反映到政策中。还可以同时研究鼓励捐赠的税收激励措施。重要的是营造让公民能够便利参与公益活动、让团体能够稳定运营的环境。”
——您认为，构建健康的非营利法人生态系统最需要什么？
Ishida：“不存在从一开始就完美的非营利组织。社会需要认识到，组织可以在试错过程中成长。与其由政府承担所有角色，不如由中间支持组织和公民社会共同构建生态系统，这一点更为重要。”
Walsh：“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并非上下级关系，而可以成为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伙伴。问责性、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并非彼此冲突的价值，而是可以共同提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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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新闻》记者Cho Han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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