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下达案件订单,检方就交付量身定制的侦查。”
对于Yoon Suk Yeol派系的特别侦查通检察官,至今仍如标签般伴随着这样的评价。还有更严厉的说法:“他们似乎把侦查当成以胜利为目标的娱乐,或是一场必须获胜的游戏。他们在猎捕人。”
不会有人为这种侦查惯例辩护。那是一个标靶式、报复性、指令性侦查横行的时期:反复传唤、另案侦查,以及持续逾一年的搜查扣押,将嫌疑人彻底榨干。这种做法在2016年、2017年调查“亲信干政”和司法权滥用事件时达到顶峰。以此为起点,检察组织已被损害的内部反省之声不断出现。因此,以纠正检方错误侦查惯例为宗旨成立的“检察未来人权尊重委员会(未来委员会)”,其成立初衷本身也值得认可。
但仍有几个问题尚待解答。将案件交给检方的“下单方”难道没有问题吗?自2021年调整检警侦查权、限制直接侦查后,针对政治人物的调查大多始于对立政党的检举和控告。受贿、捏造事实损害名誉、滥用职权、妨害公务等由特别侦查部检察官处理案件的检举书,主要由各党法律委员会起草。检举书的数量是他们的政绩。一名在野党资深议员至今仍平均每两周一次在警察厅门前说明已提交检举书,并发布新闻稿。其中10起中有8起甚至达不到移送案件的程度。政界一直以这种方式积极利用甚至滥用特别侦查部检察官。
那么,由清一色“特定政治倾向”人士构成的未来委员会,对于“滥用检察侦查权”的遴选标准和判断是否正确?他们难道不会在任何时候成为掌握权力的“下单方”吗?换言之,政治势力反过来滥用检方“不起诉权”的情景,同样完全可以预见。即下令掩盖和淡化案件,侦查机关则顺从地交付这份订单。假设针对有影响力掌权者的撤诉指挥,披上“未来委员会建议”这层看似合理的包装后下达,准司法机关的政治独立性与公正性将遭受致命打击。“掌权者的案件你们自觉掩盖,为何却起诉我的案件?”公众的愤怒与批评将蜂拥而至。
检方所拥有的“不告不理”力量——检察官不提起公诉,法院也无法审理——依然强大且有效。特定政治势力始终存在滥用这一权力的空间。像Yoon Suk Yeol式侦查那样强行捕猎某些人,或对错误视而不见的侦查,同样危险。我们必须铭记:与罗织并不存在的罪名的“量身定制起诉”一样,掩盖既有罪行的“量身定制免罪金牌”,同样可能成为摧毁司法正义与法治的致命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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