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竞争力的第三时间》作者
专访Harikai Yuka
在当地生活逾15年的丹麦专家
“在丹麦,社会普遍期待政府仅在确有必要时介入,而意见分歧最终应完全通过劳资双方的协商解决。罢工并不被视为制度失灵的证据,而是集体谈判过程中的正当手段。”
丹麦文化研究者Yuka Harikai于1日接受阿视亚经济书面采访时表示:“工会和雇主或许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但双方也清楚地认识到,彼此是长期合作伙伴。”
日本出生的Harikai在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研究丹麦劳动力市场政策“灵活保障(Flexicurity)模式”,并获得硕士学位。她于2009年底与丹麦籍丈夫结婚后移居丹麦,在当地工作和生活,15年多来持续传递有关丹麦的本地资讯。她撰写过《下午4点下班,成果翻倍:丹麦竞争力的第三时间》——该书近期已推出韩文译本——以及《丹麦人是否比起会议更重视3分钟的对话》《丹麦休息哲学》等作品。她已投稿逾400篇文章,并出演过众多电视和广播节目。
Harikai表示:“劳资双方都认同,与其引发长期对立或社会不安,不如通过既有规则和协商协调分歧,这才是最佳选择。”她称,工资、工时及其他众多雇佣条件并非由法律决定,而是通过协议确定。
Harikai强调:“即使企业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利润也不会立刻转化为员工大幅加薪。工资大多通过集体协议决定,因此,无论企业盈利能力多高,也无法单方面大幅提高薪酬。”她补充称:“企业必须在如何分配利润方面取得平衡。部分利润会再投资于研究与开发,部分用于设施投资,部分向股东派发股息,还有部分用于员工薪酬及改善劳动条件。”
她还强调:“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上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她表示:“丹麦职场拥有相对扁平的组织结构,员工可通过一对一面谈或日常交流,更轻松地向上司直接表达自己的困扰或诉求。若与上司沟通后问题仍未解决,员工可向公司内部的工会代表寻求建议。”她补充称:“这种坦诚沟通与制度支持相结合,能够发挥缓冲作用,防止意见分歧升级为严重的劳资纠纷。”
在丹麦,工会会员并非按单个企业加入,而是按行业和职业类别加入。因此,即使更换工作,也无需退出工会。通过“假期津贴(Holiday pay)”制度,即便跳槽,已累计的假期津贴也不会消失,退休金同样可以转移。
◆非正式员工也可随时转为正式员工……机会无处不在=丹麦人平均换工作超过7次。与日本和韩国不同,当地并不存在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辈子的期待,因为跳槽本就是职业生活中自然活动的一部分。
Harikai表示:“即使有人失去工作,丹麦也会通过失业津贴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坚实的安全网。同时,丹麦企业对招聘有经验人才十分积极。”她接着称:“由于雇主相对容易解雇员工,反过来也会更积极、更开放地招聘新员工。”她补充道:“跳槽者往往被积极评价为不惧新挑战的人才,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何时,其他地方都存在机会。”
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没有严格区分,也是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之一。Harikai表示:“例如,即使因育儿等原因暂时从事兼职工作,也不会因雇佣形式而遭受社会污名,且随时都可以重新恢复全职(Full time)工作。我认识多名女性,她们在孩子年幼时缩短工作时间,之后重返全职岗位,甚至晋升至管理职位。”
她表示:“人们应当能够感到一种安心,即‘即使跳槽并未完全如愿,我也依然会过得不错’。如果没有‘即便辞去现在的工作,也总能好好生活下去’这一最低限度的安全网和信心,许多人自然会犹豫是否要冒险改变职业道路。”
◆下午4点下班仍能取得成果的原因=Harikai表示:“下午4点下班确实看起来很早,日本人也常对此感到惊讶。丹麦缩短工时并非源于某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而是在劳工运动、女性扩大参与劳动力市场、公共托育设施扩充等多项进步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的。”
她接着表示:“自20世纪60年代起,雇主与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开始逐步缩短工时。随着双职工家庭普及,丹麦逐渐从男性长时间工作、女性留在家中的社会,转变为男女双方均从事全职工作、共同分担家庭责任的社会。”
据丹麦统计局数据,丹麦每名劳动者的年工作时长从1966年的约1960小时,持续降至2023年的1370小时。韩国年工作时长超过1800小时。尽管如此,丹麦在欧洲仍录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2%。女性和男性的就业比例也处于相当水平。
Harikai认为,所谓“第三时间”,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最大程度补充精力,并将其用于工作以创造最大成果的时间。也就是说,工作与生活应形成相互积极补充的关系。她解释称,早些下班能使人在个人生活中获得稳定感,从而在次日更专注于工作。此外,为了在下午4点下班,丹麦人会高效利用工作时间。为健康而使用可调节高度的办公桌也十分常见。
Harikai表示:“雇主真心重视营造让人们愉快上班、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环境的价值。雇主非常重视员工的健康与福祉(Well being),鼓励员工不要连续数小时久坐,而是在全天工作中不断变换姿势。”
◆领导者不发号施令,而是充当协助者=Harikai表示:“丹麦过去也存在欧洲许多其他国家曾有的等级式关系,如今这种扁平的社会关系,是在多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她强调:“其中包括劳工运动、农民合作社运动、福利国家发展、教育改革、女性扩大进入社会领域以及管理理念的变化等。劳工运动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普及了这样一种认识:劳动者与雇主不应只是上级与下属的关系,而应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谈判伙伴。”
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丹麦组织积极接纳“参与型领导力”风格,即将管理者定义为并非仅仅下达指令的人,而是支持员工、帮助员工取得成功的人。Harikai解释称:“在丹麦企业中,管理者通常不被视为因职位而高高在上的人。相反,优秀的管理者应是营造恰当环境、支持员工、帮助他们施展能力的人,即发挥协助者(Facilitator)的作用。”
她接着表示:“换言之,领导力更多被理解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协助者,而不是行使权力。丹麦人从小便自然而然地接触并形成这样的观念:优秀的领导者,是倾听他人、支持他人,并创造条件让人们发挥能力的人。”
Harikai称,这种关系的形成也与幼年时期的教育方式密切相关。她表示:“在丹麦,从幼儿园起,孩子们就被鼓励坚定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培养自主的自我意识。教师并不只是被视为传授知识的权威,而往往承担协助者的角色,支持孩子、营造安全环境,并帮助每个孩子培养自信与独立性。”
在企业层面,丹麦大型企业也不惜投入培养管理者,并提供正规的领导力培训。Harikai表示:“诺和诺德非常重视领导力发展及管理层培训项目,提供深入探讨‘成为领导者意味着什么?’‘管理者应扮演何种角色?’‘领导者如何帮助员工和组织成长?’等问题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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