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即可减刑……能否减少再犯
虽具道德价值,却会降低预期成本

[观点]道歉与反省的经济学 View original image

近日,培材高中棒球队因在比赛中高喊带有厌恶性质的口号,被处以禁赛6个月的处分。但由于作出道歉与反省,以及受害学校予以宽恕,处分减轻为禁赛1个月。加害学校与受害学校的应对在道德层面值得肯定,也理应受到赞扬。然而,若因道歉、反省和受害者的宽恕而减轻处分,这究竟会抑制未来的仇恨言论,还是反而助长此类行为?


尽管在韩国,“仇恨言论(憎恨×厌恶言论)”尚未被现行法律界定为犯罪,但因道歉而减轻处罚的情形在司法体系中颇为常见。目前尚无论文研究道歉导致减刑会助长未来犯罪这一直接因果关系。即便减刑后再犯率有所下降,也无法识别这究竟是减刑所致,还是因为加害者本就再犯倾向较低,因此既会反省,也会获得减刑。


虽然没有直接研究结果,但可基于各类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找到间接答案。因道歉而减刑未必能够减少再犯。若加害者确有真诚反省,无论是否减刑,都不会再次犯罪;但若反省只是为获得减刑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迄今研究结果显示,刑期减少多少,再犯率就会相应上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 曾提出犯罪经济学模型。按照该模型,潜在加害者会比较犯罪的预期效用与预期成本,决定是否实施犯罪。刑期越高,预期成本越大,犯罪行为便越少。实际也存在实证证据。通过意大利的一项自然实验,研究发现刑期每增加1个月,再犯率便下降0.16个百分点。


然而,若因道歉减刑成为惯例,潜在加害者预期承担的成本便会降低。成本下降通过两种机制发生。第一,道歉便可减刑,因此预期成本相应下降。于是,先实施犯罪、再作出道歉的行为,可能成为一种理性策略。这通常可用经济学中的道德风险解释。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当个人造成的社会损失并未给其自身带来重大负担时,人们会更愿意承担风险的一种行为模式。这就如同投保实际医疗费用保险的人因医疗费用负担较低,可能采取更多高风险行为、也更频繁前往医院一样。若社会上存在“道歉即可减刑”这样的保险,实施犯罪便会变得更容易。


第二,因道歉减刑还会通过降低处罚的确定性,进一步减少犯罪的预期成本。多篇经济学论文指出,在遏制犯罪方面,处罚的确定性远比处罚程度有效。换言之,即使刑期较低,只要不论是否道歉或反省都予以处罚,预防犯罪的效果会更好。反过来说,无论刑期多高,只要是否受罚并不确定,实施犯罪的概率就会提高。因此,一旦出现“道歉后或许不会受到处罚”的空间,犯罪遏制力便会急剧下降。


就此次培材高中棒球队仇恨言论事件而言,因道歉减刑降低预期成本的机制还多出两种。第一,事件和处分针对的是团体而非个人。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发表了仇恨言论。但真正作出不当言行的个人责任被稀释到整个集体,道歉也以团体名义作出。真正的加害者即使无须改变自身行为,也能够促成减刑。在不当言行的成本由集体分担、减刑的收益也由集体共享的结构下,个人便不再有必要抑制再次作出不当言行。


第二,研究显示,仇恨表达会向附和者传递“仇恨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信号,并通过降低其他仇恨犯罪的成本,增加其他附和群体的仇恨犯罪。因道歉而减刑,不仅可能向培材高中棒球队内部,也可能向其他附和群体传递“即使作出这种程度的言论和行为,只要道歉便不会受罚”的信号。


经济学并不否认道歉与反省的道德价值。但它说明,一旦二者导致减刑,便很可能因降低预期成本而无法改变未来行为。



Seo Boyoung,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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