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绩效奖金”留下了什么]④“‘超额利润’一词本就不妥……出现超额亏损时又没有补偿制度”
Lee Yeongmyeon,东国大学名誉教授专访
突破惯例的高额绩效奖金
透明度不足引发一线混乱
现金发放也属罕见案例
不能因下金蛋就剖开鹅肚子
政府打破既有惯例是最大问题
被解读为非工资性质的福利
一味专注调解引发误解和混乱
强制要求回馈社会并不妥当
“从经营计划角度看,可以在内部认定实现了超额利润。但对于企业获得巨额收益,外部究竟应认可到何种程度、又从何处开始称其为超额,是否妥当?绩效奖金的前提正逐渐演变为‘既然超过了巨额超额利润,这部分就应回馈社会’的逻辑,而我怀疑‘超额利润’这一说法本身是否恰当。”
东国大学经营学系名誉教授Lee Yeongmyeon于23日在首尔中区阿视亚经济教育中心接受采访时作出上述表示。他称:“若出现超额亏损,社会并不会为其承担。因此,是否适合使用‘超额利润’这一说法,值得认真思考。”
Lee教授是一位研究劳资关系、人事管理、伦理经营及薪酬体系约30年的学者,曾任韩国经营学会会长、韩国伦理经营学会会长、韩国雇佣劳资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央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等职,并持续开展人事管理和劳动政策领域研究。
Lee教授强调,应冷静审视近期在劳动界如野火般蔓延的N%绩效奖金的决定过程。他表示:“绩效奖金的确定规模突破惯例,且缺乏透明度,因此引发了一线争议。由于这是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必须进行社会层面的讨论。”
首先,放眼全球,也很难找到这类绩效奖金的先例。他称:“美国几乎没有奖金这一概念,通常实行的是年薪体系。个人年薪单独确定,数额巨大的绩效报酬也按个人单独确定,因此几乎不存在集体性要求。”
以现金形式发放的绩效奖金也属罕见。Lee教授表示:“在美国,特斯拉、英伟达等企业的员工主要是通过股票期权获得巨额回报;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则根据董事会决定,向约9万名员工每人发放约1亿韩元绩效奖金。”
5月20日,在京畿道水原市长安区京畿雇佣劳动厅举行的三星电子薪资谈判结束后,三星电子DS(设备解决方案、负责半导体业务)人事团队负责人Yeo Myeonggu、三星集团超企业工会三星电子支部委员长Choi Seungho在临时协议案上签字后,与雇佣劳动部长Kim Yeonghun合影留念。韩联社供图
View original imageLee教授称,劳动者要求获得自身业绩贡献对应份额,本身并非不合理。谈及N%绩效奖金问题时,他分析称:“问题在于,在未事先确立分配标准的情况下,对事后利润进行无上限分配。随着绩效奖金愈发具有分配性议题的性质,讨论仅集中于已实现利润,因而受到社会关注。”
他尤其指出,政府在绩效奖金确定过程中打破既有惯例,是最大的问题。根据最高法院判例,与固定发放的绩效奖金不同,依据事后利润浮动发放的绩效奖金并非劳动报酬性质的工资,而是事后利润分配。由于不属于工资,因此并非强制谈判事项;原则上,要求此类奖金并采取罢工等劳资争议行动,难以获得正当性认可。
不过,Lee教授批评称:“主管部门雇佣劳动部在此次达成协议过程中,未就是否属于非法罢工提出明确法律指引,便仓促专注于调解。政府将特别绩效奖金解释为并非工资、而是福利的一部分,实际上等于释放出似乎容许罢工的信号。”福利事项可以成为合法罢工的对象。对此,Lee教授解释称:“这种模糊态度使产业现场产生了‘特别绩效奖金也可以通过罢工争取’的误解,进而引发更大的冲突和混乱。”
Lee教授认为,绩效奖金原则上应由劳资双方决定。他主张:“从教科书式的薪酬管理原则来看,劳资双方应事先就明确计算公式达成一致,并将绩效奖金视为激励员工、提升生产率的综合性议题。应通过劳资双方讨论逐步建立公式。”他接着表示:“如今半导体行业景气繁荣,但未来也可能陷入不景气,因此必须持续积极投资,以实现可持续经营。不能因为能下金蛋,就把鹅肚子剖开。”
Lee教授还主张,政府强制要求企业回馈社会也并不合理。他解释称,企业社会责任不应被立法强制,而应引导其形成自发的共生合作。
Lee教授表示:“企业通过缴纳法人税(最高税率为27.5%),已履行建设国家基础设施和作出社会贡献的首要义务。政府征税后,又以企业利润超过目标为由要求其拿出更多剩余利润,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但他补充称:“尽管不同于法律强制,大企业面对合作企业的外包生态系统、地区社会基础设施、消费者等多类利益相关方,仍应具有责任意识。”
Lee教授以三星电子为合作企业和地区社会自发开展的感谢庆典等为例补充称:“这虽然是良好案例,但应进一步发展为系统化、可持续的回馈机制。”
更进一步,Lee教授建议,此次绩效奖金争议不应仅止于短期弥合劳资冲突,而应推动与全球领先企业地位相称的治理创新。
Lee教授表示:“三星电子正在运营合规监督委员会,这是一个如其名称所示、负责处理遵守法律这一最低标准——合规——的机构。若要成为全球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就不能仅停留在合规层面。正如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由美国主要大型企业首席执行官组成的政策协商机构——所宣示的,企业目的不应仅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更应对所有利益相关方尽责。”他还建议:“应将合规监督委员会大幅提升为利益相关方委员会的层级。管理层、工会、合作企业代表、地区社会人士和外部专家均应参与,在发生意外的大规模利润或亏损时,经过审慎考量后确定合理原则。”
版权所有 © 阿视亚经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禁止用于AI训练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