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着腿痛自行针灸苦撑”……首尔站地下通道：连统计都没有的他们真实处境
为赚钱而来却流落街头……外国籍无家可归者增加
无统计、无管理主体的“社会安全网盲区”
当事人面临风险，恐危及治安……“需建立制度”
“凭什么只歧视我？为什么偏偏是我！”
22日下午，在首尔站地下通道，来自中国延吉市的Ju Gwangho（62岁）讲述自己被工作场所辞退的经历时，突然愤怒地哭诉起来。Ju于2014年持访问就业（H-2）签证来到韩国。该签证目前已停止签发，当时主要发给中国籍朝鲜族同胞。他坦言：“做日结工时受到雇主欺负，所以离开了。后来身体变差，很难找到工作，只能露宿街头。”
同样在首尔站露宿的兄弟Kim Gibong（65岁）和Kim Giryong（62岁），也为了赚钱从中国吉林省来到韩国。他们表示“只要身体恢复，想重新工作”，但现实并不乐观。4年前腿部受伤、如今走路一瘸一拐的哥哥Kim曾接受医院治疗，却始终未见好转。他称，为了忍受腿痛，只能自己针灸，或在民间免费医院注射止痛针，以此艰难度日。
在韩国工作期间因事故或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继而被迫流落街头的外国人正在增加，但负责管理他们的制度实际上处于空白状态。由于没有单独统计数据，相关机构的职责也不明确，民间援助团体不得不承担从身份核实到医疗和回国援助的工作。有观点指出，长期露宿可能引发醉酒滋事、暴露于犯罪风险等治安隐患。
据首尔市27日消息，无家可归者人数从2023年的3041人增至2024年的3067人，并在2025年增至3110人。不过，由于未按国籍单独统计，无法掌握外国人的具体规模。保健福祉部每3年对全国无家可归者进行一次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24年共有1.2725万人，其中75.7%的街头露宿者集中在首都圈。
首尔南大门警察署、重新站起综合支援中心等机构一致表示，首尔站一带的外国籍露宿者明显增加。首尔站派出所近期曾对一名酩酊大醉的丹麦籍男性露宿者进行劝导；2025年3月，还发现一名出现痴呆症状的70多岁美国男性在广场游荡。由于其遗失护照，甚至无法核实身份，支援中心与领事馆协商后，最终将其遣返美国。
在现场遇到的多数外国籍露宿者坦言，他们原本为了赚钱来到韩国，后来却过上了露宿生活。许多人持海外同胞居留（F-4）签证、就业签证或旅游签证入境后，因居留期限届满，或因事故和疾病丧失劳动能力而流落街头。街头生活越久，酒精依赖、精神疾病和慢性病越严重，他们更容易遭遇犯罪，或沦为弱势群体。
现行无家可归者支援体系原则上以本国人为中心设计，外国人很难入住公共无家可归者设施或获得医疗支援。即使被送往医院，由于不适用健康保险，治疗费用可能高达数千万韩元。非法滞留者的回国程序复杂，往往导致其街头生活进一步延长。
法务部和警方也因法律权限限制，难以积极介入。最终，只能反复采取由民间机构说服领事馆、四处寻找免费医院并衔接治疗的临时措施。支援无家可归者的团体和机构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身份核实。许多人遗失护照等证件，但领事馆出于保护个人信息的考虑，往往不会轻易提供身份确认所需的信息。
重新站起综合支援中心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管理外国籍露宿者，但缺乏法律依据成为问题。该中心以有限的人力和预算，承担了从对接医疗机构、争取领事馆协助到办理回国手续等各项工作。
有观点指出，在外国籍露宿者管理主体不明的情况下，放任其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治安和行政负担以及社会成本可能转嫁给民众。这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风险，也可能演变为醉酒喧闹、暴力行为等问题，并常在车站等公共场所引发与市民的摩擦。一旦在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发生犯罪，调查、弥补受害损失及后续管理都会面临很大困难。
专家诊断称，将外国籍露宿者置于制度盲区，等同于在社会安全网中撕开缺口。首尔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Jeong Jaehun（庆尚北道幸福财团理事长）表示：“在没有管理主体的情况下由民间承担负担，这种结构不可持续。”他还称：“应建立相关制度，对非法滞留者更迅速地推进回国程序；对于合法滞留者或需要紧急保护者，则应使其能够获得最低限度的医疗和个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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