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脉动] AI半导体投资,该由谁决定? View original image

在美中霸权竞争、战争以及新冠疫情引发的地缘政治碎片化进程中,全球价值链弱化趋势加速,生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加之各国财政赤字扩大,实际利率结构性走高的宏观经济环境正在形成。在资本变得昂贵的时代,需投入巨额资金的尖端技术竞争中,相较于传统的债务型融资,能够与股东共担风险并调动大规模资本的股权投资,已成为核心融资方式。近期,政府为应对激增的全球人工智能需求,接连公布了在西南地区针对半导体、具身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三大领域进行800万亿韩元投资的计划,以及将忠清地区培育为封装基地、规模达81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在这一巨大的产业转型期,政府针对大规模基础设施采取前瞻性、国家层面的应对方向本身十分恰当。问题在于下一步:由谁、通过何种程序决定这些巨额资本,将决定成败。


然而,资金配置和投资决策方式不能再沿袭过去的“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主导的委员会或官僚式决策无法完整汇集分散于市场中的信息,必然会遭遇信息不对称的局限。韩国的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位居世界第二,国家研发项目成功率名义上也高达98%,但其成果在市场上实现商业化的比例却显著偏低,“研发悖论”恰恰印证了这一弊端。这源于僵化的评价结构,使各方较之市场性或创新性,更执着于“为了成功而成功”。相反,以色列从初期起便彻底以市场潜力为中心,由民间资本甄别优劣,推动技术成功商业化和转移。过去由政府主导设立的各类国民基金未能留下明确成功案例的先例,同样令人对政府主导投资决策的方式产生质疑。归根结底,投资应由企业主导,政府则应停留在提供基础设施支持的辅助者角色。尤其应以民间资本自主决策为核心,确保只有那些承担自有资本损失风险、通过市场客观评估与严格纪律检验的项目得以推进。


那么,在民营企业内部,最终决定数十万亿韩元级大规模投资的主体是谁?毋庸置疑,是“董事会”。遗憾的是,社会对韩国企业治理结构的认识仍较为落后。在国家公布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场合,相关产业的财阀掌门人共同作出承诺,宣布超大型投资决定。问题在于,这类超大型投资计划并非被呈现为经过董事会激烈讨论和独立表决后的结果,而往往先被当作掌门人个人决断予以宣布,董事会表决则被视为随后跟进的形式程序。投入数十万亿韩元资本的前沿投资,并非可凭财阀掌门人的个人直觉决定,而是关乎重大利益的事项,必须经过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审慎讨论和独立表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通过修订《商法》提升董事会独立性和地位的现政府时期,这种惯例仍在重复。这清楚表明,韩国资本市场仍停留在过时的“财阀掌门人经营”认知中,与全球标准相距甚远。


如今,地缘政治碎片化使资本机会成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昂,一次大规模投资失败,就可能成为决定国家和企业命运的致命重创。过去依靠充裕流动性、仅凭财阀掌门人决断强行推进的“大手笔投资”公式,已不再适用。在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在内的尖端产业激烈前沿竞争中,能够生存下来的解决方案,既不是官僚的纸上谈兵,也不是财阀掌门人的独断宣言。对于“由谁决定”这一问题,答案十分明确:唯有市场专家的客观验证,以及企业董事会透明、合理的决策,才能保障韩国经济实现可持续跃升。



Kwak Noseon 西江大学经济系教授(前韩国金融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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