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 Yongbeom“新国家论”:AI时代国家应成“可持续生产关系设计者”
超越产业扶持与事后再分配,提出“新国家论、新财政论”
"AI将先替代劳动力市场入口"……国家应为青年设计首份职业经历路径
社会建设的AI基础所创造的成果,应再投资于未来人才和生产能力
青瓦台政策室长Kim Yongbeom表示,在人工智能(AI)时代,国家不应仅停留于扶持产业,或事后弥补就业减少和收入差距,而应统筹生产能力形成及再生产的全过程。他提出,应将青年人的首份职业经历形成、AI产业所需电网、数据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AI创造成果的再投资,整合为一套国家治理体系。
Kim室长18日在Facebook发布题为《AI时代,国家组织生产关系》的文章称:“AI时代的国家并非从事生产的国家,而是组织生产关系的国家。”此前一天,他曾通过《AI时代宏观生产关系论》预告,将探索适应AI革命的“新国家论”和“新财政论”。如果说前一天提出了应重新界定国家与财政角色的问题,那么当天则围绕青年就业、AI生产基础和财政政策,进一步具体阐述了相关构想。
仅靠产业扶持和事后福利仍不足够……应由社会建设生产条件
Kim室长分析称,围绕AI时代国家角色的既有讨论,大致分为主张积极培育AI产业的“产业政策论”,以及主张为应对就业减少和收入差距而加强福利与再分配的“社会政策论”。他表示:“两种主张都有必要”,但“仅靠二者,难以充分解释AI生产革命所要求的国家角色变化”。
Kim室长并未将生产关系局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他解释称,生产关系是“生产要素相结合、技能与生产能力得以形成,并使其成果再次带动新生产能力形成的制度性关系”。这意味着,国家应设计生产能力的形成路径、连接生产要素,并以社会力量建设市场无法自行充分创造的生产条件。
AI从劳动力市场入口开始替代……国家应为青年创造“首条路径”
Kim室长预计,AI将先从劳动力市场的入口开始削弱新员工学习业务、积累职业经历的机会。新员工通常通过资料调研、翻译、文书撰写、基础分析和初级编程等工作,熟悉组织的工作方式。但随着生成式AI迅速替代或辅助这些工作,企业招聘新人并进行长期培训的动力正在下降。
问题在于,若所有企业都减少招聘新人,未来也无法培养出具备职业经历的人才。Kim室长主张,不能止步于发放教育券或就业激励金,国家应“组织形成首份职业经历的路径本身”。具体而言,政府在一定期间内支持初期就业,企业、公共机构、研究机构和地方产业则提供衔接实际工作、现场导师及民营部门的职业发展路径。
AI需要庞大物质基础……由国家财政建设的“生产基础”应惠及下一代
Kim室长还强调,AI虽是由软件和数据构成的“比特(bit)产业”,却同样需要庞大的物质基础。运行数据中心和先进半导体工厂,需要大规模电力和用水、工业用地、输电网、冷却设施以及光通信网络。这意味着,未来企业的生产能力将不仅取决于单个企业的技术和设备,还将更大程度依赖社会建设的电网、数据、研发体系、人才和制度。
因此,Kim室长认为,国家的角色并非直接制造半导体或运营AI服务,而是组织电力、数据、算力基础设施、人才和长期金融,使其作为一套生产体系运转。他以绩效挂钩合同、长期租赁、使用费和特许权使用费等为例表示:“如果社会投入巨额成本建设了生产基础,也需要建立将企业创造的成果与社会贡献相连接的机制。核心在于以合同原则连接社会贡献与社会成果。”也就是说,应建立所谓“循环回流机制”,使依托社会提供的基础所创造的部分成果,重新投入人才、AI基础设施和下一代生产能力。
新财政论聚焦于重新连接AI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与成果。Kim室长认为,AI成果不会以相同速度惠及所有企业和劳动者,高技能人才和大企业可能持续增长,而初级劳动者、中小企业及地方经济则可能落后,从而出现“K型增长”。因此,他主张,AI时代的财政不仅应在劳动者转换职业或学习新技能期间保障其收入,也应为个人和中小企业提供获取AI工具、数据、研发基础设施及首份职业经历的机会。
Kim室长表示:“如果仅提供生活保障,却不提供获取首份职业经历、AI工具、数据和研发基础设施的机会,人就会作为消费者而非生产主体存在。”他还称:“国家竞争力不取决于生产多少,而取决于能否稳定地建立并维持这种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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