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原住民”青年并非金融原住民……应培养“行动能力”[探问金融教育]②
[金融大转型时代,重新审视金融教育]
熟练使用应用的青年,不等于懂金融
超越知识,重在行动……需要可实践的金融教育
金融教育是创造幸福生活的手段……青年应切身感受到其价值
“青年或许是数字原住民,但并非金融原住民。熟悉金融应用程序并不代表真正了解金融,点击速度快也不意味着能作出最优金融决策。”
金融与幸福网络理事长Jeong Unyeong在15日接受阿视亚经济采访时表示:“青年接触金融的机会呈爆发式增长,但理解和掌控这些金融活动的能力尚未跟上这一速度。”
长期积累青年金融教育及金融弱势群体自立支持一线经验的Jeong Unyeong强调:“青年金融教育应摆脱单纯传授知识的模式,扩展至培养覆盖整体金融生活的决策能力和行动能力。”
金融经验与理解力存在鸿沟……缺乏“行动能力”
据韩国银行去年3月发布的《2024年支付手段及移动金融服务使用行为调查》,成年人使用移动金融服务的比例从2021年的65%升至2024年的81%。其中,20至40岁人群的使用比例超过95%。
与此同时,借钱投资的青年也在迅速增加。据国会政务委员会资料,20多岁人群的信用交易融资余额从去年4月约1900亿韩元增至今年4月约4200亿韩元,一年内增长逾一倍,显著高于所有年龄段的平均增速。
Jeong Unyeong指出:“这意味着连收入基础薄弱的学生和求职者都在借钱入市投资。若在普惠金融基调下,不培养其判断和控制金融产品的能力,反而可能制造新的风险。”
他进一步分析称:“移动金融服务使用率很高,但金融理解力较低。这种鸿沟正反映出当前青年的金融生活状态。接触金融的经验虽然增加了,但审视自身财务状况、制定目标的能力并未充分跟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金融理解力定义为:并非单纯的知识,而是由认知、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结合而成、能够作出理性金融决策的能力。Jeong Unyeong强调,金融教育也应顺应这一定义,从“传递信息”转向培养“行动能力”。
他说:“许多青年有过交易加密货币和股票的经验,却很少真正学习过这些风险会如何影响生活费和信用,以及自己能否承受损失。熟悉数字金融并不等于正确理解金融。”他补充称:“教育应从帮助青年自行认识自身财务状况及其容易受到哪些金融诱惑影响开始。”
须理解通胀与复利……需要“记录·比较·暂停”
Jeong Unyeong列举青年必须掌握的金融知识,包括资金流向、通货膨胀以及复利的运作原理。
首先,必须能够区分收入、固定与浮动支出、债务及可投资资金。若不了解自己的钱从何而来、流向何处,就很难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
理解通货膨胀同样重要。通胀是判断投资收益率、贷款利息和资产实际表现的标准。即使存款利率看似较高,若考虑物价涨幅和税费等因素,实际购买力也可能反而下降。
Jeong Unyeong解释称:“在一线工作中,时常有人问我,‘明明办了定期储蓄,却感觉变得更穷了。’不应只看存折上显示的金额,还要理解考虑物价后的实际价值。”
他提出,最需要掌握的概念是“复利与时间的不对称性”。Jeong Unyeong称:“人们普遍知道复利能够在长期内让资产增值,却容易忽略它对债务也遵循同样原理。信用卡贷款和信用交易等产生的利息,也会随着时间推移如滚雪球般不断增加。”他还表示:“应先培养最基本的认识,即分期付款余额同样是需要偿还的债务。”
他还称:“如果真正理解复利的力量,就能摆脱急于在短期内赚大钱的焦躁。如此一来,便能承受长期财富积累所需的‘伟大的枯燥’,也不会轻易因市场涨跌而动摇。”
Jeong Unyeong指出,除金融知识外,还需要能够改变实际行为的教育。他尤其列出青年虽知其必要性却不易践行的“记录·比较·暂停”。
第一是记录,即记录每月赚多少钱、花多少钱,以及资金从哪里流失。Jeong Unyeong称:“金融生活的起点不是宏大的投资,而是记录。不作记录,等同于省略了解自己的过程。”
第二是比较金融产品的习惯。虽然需要比较信用卡优惠、保险费及各类手续费等,但不少青年仅看广告便选择产品。他表示:“在金融领域,怕麻烦就意味着成本。原本通过几次搜索便能减少的利息和手续费,可能会因嫌麻烦而持续承担。”
第三是在作出重要决定前暂时停下来。面对诱人的投资建议或贷款广告时,不要立即点击支付按钮,而是将决定推迟一天左右。他强调:“需要养成摆脱‘必须立刻行动’的压力、稍作停顿并进行核实的习惯。”
同为青年,金融环境各异……应对接定制咨询与平台
Jeong Unyeong认为,将青年视为单一群体并提供相同金融教育的方式也需要改变。
他说:“即使是教授利率概念,对大学生应以助学贷款利息说明,对就业者应以信用卡说明,对未就业者则应以政策性普惠金融产品说明,才能让他们真正理解。按教育对象细分并非选择,而是必需。”
他还对青年群体内部的收入及投资经验差异可能导致长期资产不平等表示担忧。Jeong Unyeong称:“低收入青年因缺少应急资金,即使遭遇小型危机也会使用贷款。一旦债务累积,储蓄和投资能力就会下降,转而选择宣称能在短期内赚大钱的高风险高收益产品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他接着担忧道:“如果缺乏金融教育,资产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为信息差距、信用差距,乃至危机后的恢复能力差距。”
他强调,若金融教育要为缩小青年群体的资产差距作出贡献,就应同时提供财务咨询和债务预防服务。他称:“找到工作并不意味着自立已经完成。只有同时具备管理自身资金的能力,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立。与其为100名青年提供一次免费金融教育,不如为10名陷入债务危机的青年提供贴身财务咨询,这对缩小差距或许更有效。”
同时,他认为与Naver、Kakao等平台企业合作也很重要。Jeong Unyeong强调:“如果平台企业将金融教育作为社会贡献活动的一部分来提供,除保护消费者外,还有望提升人们对平台的信任。”
金融教育成效应以“结果”而非“投入”评估
Jeong Unyeong积极评价金融监管部门推进的青年财务咨询、军人金融教育等项目。他认为,相关教育不止于简单了解金融产品,而是强化帮助受教育者理解风险、设计适合自身投资组合的实战导向教育,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他指出仍有需要完善之处:教育仍以讲座为主,缺乏长期追踪青年实际金融行为变化的体系,对金融弱势青年所需的咨询和个案管理基础也不足。
他还表示,金融教育成效的衡量标准也存在不足。受教育人数和执行预算被列为主要成绩,但这更接近教育的投入,而非教育的结果。Jeong Unyeong警告称:“真正应该问的是,接受教育的青年陷入过度债务的比例是否降低、在危机情况下的恢复能力是否提高等问题。如果成效标准不从‘投入’转向‘结果’,即使增加预算,青年实际感受到的效果也可能原地踏步。”
最后,Jeong Unyeong强调,应将金融教育打造为并非一次性讲座、而是在每个人生转型期持续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他指出:“英国在‘金融福祉’这一更大框架下看待金融教育,并将其纳入长期战略;相比之下,韩国的金融教育与咨询、政策性金融、消费者保护往往各自分散运作。”他接着强调:“金融本身不应是目的,而应是创造幸福生活的手段。青年金融教育的目标,不是把青年培养成投资者,而是让他们成长为能够察觉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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