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View]政府与企业投资,需要透明的协商机制
密室中的韩国政策……诱导与施压的边界
美国通过说客与政府进行公开协商
反映企业与股东意见,确保政策透明性
应建立维护企业价值的公开协商制度
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对湖南的投资已公布。政府表示,将以此发展为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核心支柱,并称这是作为扶持政策的一环进行引导,最终选择则由企业作出。
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此前持续以龙仁、平泽、利川为中心作出投资决定,并非仅仅因为偏好首都圈。半导体工厂是一种产业基础设施,必须同时满足电力、用水、人力以及与既有生产设施联动等条件。企业在着眼长远后作出投资决策并选择这些地区,是因为那里是能够将成本和风险降至最低的最优区位。然而,若以区域均衡为名,推翻这类判断,并施压要求企业在特定地区引进晶圆厂和生产设施,那么这一决定便很难再被视为单纯基于经济效率的市场选择。此次政府的“引导”很可能发挥的不是引导作用,而是压力作用。
从海外案例来看,政府对企业进行引导和施压是很自然的事。例如,特朗普政府也以关税为武器,促成台积电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政府也将这一投资公布视为制造业复兴的成果加以宣传。但关键差异不在于政府是否对企业施加影响力,而在于这种影响力是在何种制度性制衡和公开谈判中发挥作用。
美国有合法的说客。“游说”一词在韩国听起来带有负面色彩,但其本质上是就政府政策公开传达意见并进行谈判的正式渠道。企业通过说客,就法案、补贴、地区投资激励等问题公开说明自身立场。若判断某项政策扭曲企业成本结构或损害股东利益,企业会公开反对,与行政部门谈判,必要时还会提起诉讼。在制度框架内,各州政府也会像市场参与者一样,为吸引企业而围绕税收、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电力供应条件等展开竞争。企业则比较这些条件后作出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式游说就是理想模式。但至少,这一过程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谈判是制度化的。
相较之下,韩式产业政策的风险在于其往往在密室中进行,也就是其非正式性。企业很难在公开层面与政府发生争执。更大的问题在于资本市场的信任。中国和俄罗斯企业估值之所以在结构上被打折,并不只是因为企业业绩本身,也因为国家会积极介入企业决策,这一点对投资者并不具有吸引力。企业即便再会赚钱,如果政府可能提出侵犯企业固有决策权的要求,市场就不会将其完全视为民营企业,投资也会因此犹豫。国家干预一旦过度,企业在市场上就会长期被折价。
如今,完全可以将湖南吸引大规模投资视为国家层面的课题,也可以说企业为了国家和地区理应做到这一步。但有一点不应被忽视:政府一旦介入企业投资决策,就会产生成本。企业若在低效率区位投资,这一决策成本最终可能转化为产品价格上涨、就业收缩以及合作企业负担加重。兜兜转转之后,被打折的股价、僵化的就业以及上涨的产品价格,最终都只能由消费者和市民共同承担。为将这一成本降至最低,需要建立更加透明、更加公开的谈判结构;需要更多引导而非干预,更多劝导而非施压。
Kyeong Nagyeong 成均馆大学经营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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