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制最低工资”成烫手山芋……在美国，手续费转嫁给消费者

最低工资委员会的议题过去每次都是“上调多少”，如今之所以扩展为“适用于谁”，背景在于劳动市场发生了急剧变化。新冠疫情之后，以外卖平台为中心，“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临时工经济）”迅速扩散，处于最低工资保障盲区的劳动者也大幅增加。目前韩国国内特殊雇佣劳动者和平台劳动者规模估计约为870万人。其中，平台劳动者从2021年的66万人增至2023年的88.3万人，两年间增加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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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制劳动者并非首次出现。建筑工地的工头（俗称现场头）或大型货车司机等，过去就是承包制劳动者。这类人往往带有较强的个体经营者性质，干得越多收入越高，因此不属于最低工资适用对象。这也是《最低工资法》第5条第3项——“在工资通常以承包制或其他类似形式确定，且不适宜制定小时最低工资时，可以另行确定最低工资额”——38年来一直停留在法条层面的原因。

劳动界主张，如今平台劳动者的处境与过去不同。虽然他们按单收取佣金，但无论是在街头还是车内，等待时间都是工作所必需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还通过人工智能（AI）派单算法接受业务指令。若连续拒绝接单，应用评分就会被扣减，甚至遭到强制登出，等于是在“看不见的老板”控制下工作。当前最大争议点在于，是否承认他们的“法律上的劳动者身份”。代表资方的中小企业中央会人力政策本部长 Yang Okseok 表示：“在承包制劳动者是否属于劳动者这一点尚未在法律上明确的情况下，最低工资委员会不能擅自决定是否适用。”相对而言，劳动者一方、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副委员长 Lee Miseon 主张：“仅因雇佣形态不同，就有大量劳动者被放置在法律框架之外。”她还表示，“必须将承认劳动者身份以及扩大最低工资适用范围明确写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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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政府世宗办公楼最低工资委员会前，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委员长 Yang Gyeongsu 在最低工资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召开前发言，要求将最低工资适用于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承包制劳动者。韩联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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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的测算方式也是一大难题。外卖骑手、代驾司机、快递员等不同职业工种的业务结构和绩效各不相同，难以适用统一标准。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公共运输工会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主张，快递和配送司机的最低工资应为每小时17468韩元。这一数字是在法定每小时最低工资（以今年为准为10320韩元）的基础上，加上“每小时业务成本”，如车辆维护费、油费、折旧费，以及“每小时社会保险负担”，如工伤保险、健康保险、国民年金等后得出的。公共运输工会副委员长 Park Jeonghun 解释称：“如果实际收入低于这一标准，就补足差额；如果按单收入更高，则按原金额支付。”

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借鉴的美国纽约，自2023年12月起先将餐饮配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适用范围，最近又扩大到超市代购配送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可获得每小时21.44美元（约2.8万韩元）的最低工资保障，连登录应用后等待餐食的时间也被认定为劳动时间。不过，由于资方反对强烈，当地也允许只认可纯工作时间，但在普通时薪基础上附加溢价单价的做法。西雅图则采用“时间单价（每小时27.6美元）”与“距离单价（每公里0.47美元）”相加的方式保障最低工资。与纽约不同，西雅图只认可从接单到配送完成之间的纯工作时间，但时间单价中加计了周休津贴和社会保险费负担部分，距离单价则补偿了油费、车辆折旧费、保险费等维护成本。制度实施初期，平台劳动者的实际时薪上升，极端收入不稳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显示出积极效果。然而，随着企业将上涨的人力成本以提高平台佣金的形式转嫁给个体经营者和消费者，总订单量急剧减少，反而出现劳动者月度总收入下降的副作用。最终，有观点指出，围绕平台劳动者最低工资的讨论并非单纯的加薪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是否要将新型劳动形态纳入现有劳动法体系之中的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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