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新引擎“大学创业”，为何在韩国行不通
韩国银行结构改革报告
大学创业实现质量转型的成长阶梯构建方案
基于源头技术的大学创业虽然增加，但在盈利化方面面临结构性局限
不仅初期如此，在业务扩张过程中也面临第二次“死亡谷”
“应扩大公共部门作为需求方的作用→扩大与民间资本联动的模式”
以高附加值源头技术为基础的大学创新创业企业虽然在数量上有所扩大，但在变现等质量增长方面正面临结构性限制。原因在于，脆弱的融资连续性使其在业务升级阶段遭遇进一步的资金断档，难以跨越“第二次死亡之谷”。有观点指出，若要让大学创新创业企业跃升为全球企业，就需要从大学内部制度改革入手，并通过扩大公共部门的需求方角色来引导民间投资，重新整顿覆盖各成长阶段的支持体系。
大学创新创业虽增加，但企业越经营盈利能力越差
4日，韩国银行经济研究院人口劳动研究室通过作为结构改革报告一环发布的《中长期深度研究：构建大学创业质量转型成长阶梯方案》报告表示：“大学创新创业在政府政策等推动下实现了可见的增长，但如今已到了需要确保稳定销售额与盈利能力、实现质量转型的时点。”
所谓大学创新创业，是指基于大学内研究开发成果或大学人力资源（硕士、博士及理工科本科生）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创新创业。这类大学创新创业企业数量正在快速增加。根据韩国评价数据公司KoDATA的数据，设址于大学内的创业企业数量从2011年的987家增至2024年的2887家，约增长3倍。5年生存率也达到74%，显著高于一般创业企业的33.8%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45.4%的水平。
大学内部基础设施也随之扩大。负责创业的教师和职员人数从2011年的约700人增至2024年的2200人，与创业相关的课程数量和修课人数也分别增加至原来的6倍和3倍。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数量基础不断扩大，社会对创业的实际关注度提高，从而带动创业企业增多，形成了积极变化。
但尽管实现了数量增长，盈利能力却反而在恶化。于2015年至2019年成立、并连续5年产生销售收入的大学创业企业，其营业利润率从第1年的1.2%恶化至第5年的-3.3%。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从初创阶段进入业务扩张阶段后，成本增速超过了销售增速。大学技术转让率也仅约为26%，明显不及美国的40.9%和英国的61%。负债率则达到159.2%，大幅高于制造业中小企业平均111.2%的水平。
报告判断，这种状况甚至压缩了大学创业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妨碍创新能力积累。实际上，大学创业企业的平均研究开发支出约为3亿韩元，明显低于尖端行业风险企业平均7亿韩元的支出水平。
业务扩张阶段再遇资金困难……难以跨越“第二次死亡之谷”
韩国银行判断，其原因在于，所谓融资困难的“死亡之谷”不仅出现在创业初期，在业务扩张（规模化）阶段同样存在。
Jeong Jongwoo韩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科长表示：“一般创业企业往往从样品推出到进入市场前后经历资金困难，随后情况逐步改善；但以深科技为基础的大学创业，即便在样品推出后，仍需要技术验证、全球认证以及追加研究开发，因此进入市场也需要较长时间。”他还表示：“不仅‘死亡之谷’相比一般创业企业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即便渡过初期生存阶段，若后续融资失败，也会面临‘第二次死亡之谷’。这一困难已得到确认。”实际上，根据韩国银行自身问卷调查，在有大学创业经验者中，46.3%回答称最近3年内曾在外部融资方面失败。
现行支持体系偏重于初期设立支持，导致融资连续性脆弱，这也提高了面临“第二次死亡之谷”的可能性。根据中小风险企业振兴公团针对初创企业的调查，在受访企业中，36.9%表示创业后3至5年是支持最不足的时期。报告尤其指出，大学创业企业在市场适配性验证、全球网络拓展、专业经营人才匹配以及对接民间投资等方面相对更为薄弱。大学技术控股公司的基金规模也停留在约100亿韩元上下的小规模水平，自身后续投资能力有限。Jeong Jongwoo科长指出：“因此，大学所拥有的优质源头技术未能转化为实际销售增长和就业创造、最终陷入停滞的情况并不少见。”
报告还指出，资金回收主要通过首次公开募股进行，这也构成了投资限制。企业从设立到首次公开募股平均需要14.7年，资金回收周期过长，削弱了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也抑制了再投资。对一般控股公司风险投资的多层监管，也缩小了并购需求方池，限制了首次公开募股前的中途退出路径。
大学评价体系应纳入创业成果……通过扩大公共需求对接民间投资
韩国银行建议，为避免大学创新创业企业被淘汰并跃升为全球企业，最重要的是将各成长阶段的支持体系有机衔接起来。具体而言，提出了三项原则：改革大学治理结构、扩大公共部门的需求方角色，并以此引导民间投资。
首先，在项目启动阶段，报告指出，有必要将以学术评价为主的教师业绩评价体系，强化至涵盖技术转让和创业相关成果。对于教师或学生因创业而休职或休学的情况，也有必要通过明文化方式明确休职期间的资历认定、复职程序及晋升审查方式，以及如何保障学分和专业修读的连续性，从而降低教师和学生的不确定性。
在商业化阶段，报告提出角色分离型创业模式。Jeong Jongwoo科长表示：“我国产大学创业的一个特点是，要求创业者包办一切，因此可确认教师在实际创业过程中普遍感到负担较重。”他还称：“有必要考虑引入类似斯坦福大学或牛津大学的模式，即大学专注于技术开发与验证，同时引入外部专业经营人。”
在业务扩张阶段，韩国银行建议，应扩大公共部门作为需求方的角色，帮助大学创业企业获得首笔销售收入，并使这类业绩进一步连接到民间金融投资。知识产权担保特例等替代性金融工具也被列为可研究课题。在退出阶段，报告指出，还应完善首次公开募股前可提供部分流动性的二级市场基础设施，以实现退出路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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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ong Jongwoo科长强调：“为了提高政策的可实现性，必须制定精细化的政策路线图。各项政策课题难以按相同速度推进，因此与其一次性并行推进所有课题，不如综合考虑可执行性和外溢效果，采取明确优先顺序的分阶段方式更为可取。”他还补充称：“眼下立刻能做的，是几乎不需要财政投入、却能搭建成长阶梯第一阶的大学内部制度整顿。与其说某一项政策是万能钥匙，不如说最重要的是让成长阶梯不断裂，持续衔接至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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