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动视角]光逼银行也解决不了“普惠金融”
“为了普惠金融,还应再提出什么方案,我也不清楚。事实上,能拿出的对策基本都已经拿出来了,最终恐怕只能等政府政策轮廓出来后,再据此采取行动。”
这是近日受访的一名商业银行高管的说法。随着青瓦台将银行界定为“准公共机构”,并反复强调金融的公共性作用,金融业的紧张感也在升温。政府的问题意识在于,银行在获得牌照、竞争受限的环境中获取稳定收益,因此应当为弱势群体和金融排斥群体承担更多责任。
普惠金融本身的宗旨并不难认同。金融公司将回收可能性较低的逾期债权低价出售,进而引发过度催收的做法,确有必要减少;对难以开展正常经济活动的债务人提供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同样十分必要。有些人只要再多获得一点金融支持,就能重新起步;若银行能够承担一定角色,也有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
政府尤其关注的,并不是债务人落水之后,而是其即将落水之前的阶段。所谓阻碍中低信用人群资金可得性的“利率断层”现象,被视为问题所在。即对高信用人群适用较低利率,却在中低信用区间大幅抬高利率,甚至直接限制贷款,这种结构被判断会进一步加剧金融排斥。
问题在于方式方法。近期青瓦台释放的信息,听起来已不只是扩大普惠金融,更接近于施压,要求改变银行本身的经营行为。李在明总统甚至提到,要对面向中低信用人群的普惠金融业绩进行评估,并据此给予不利措施。
然而,明显偏离市场原则的普惠金融难以持续。一名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一旦信用水平降到一定标准以下,不良率就会陡然上升。在维持稳健性的同时找到能够承担风险的合理利率,并不容易。”如果银行人为压低中低信用人群的贷款利率,再将负担转嫁给高信用客户,可能会造成另一种扭曲。
更何况,金融监管部门在经历外汇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后,持续强化稳健性监管。银行要在加强风险管理与扩大普惠金融的要求之间找到平衡,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
最终,金融委员会即将推出的普惠金融政策核心,似乎也正收束于信用评价体系改革。其意图是,不仅参考过往金融记录,还利用能够体现当前及未来偿还能力的多种非金融信息,提高金融记录不足借款人的融资可得性。这个方向本身是正确的。金融监管部门过去推动的MyData(个人信用信息管理业务)项目,也是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但由于数据利用范围以及法律、制度支撑存在局限,未能取得与预期相符的成效。
普惠金融的成败,不在于强迫银行就范。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完善制度基础,例如提升信用评价基础设施水平、扩大数据利用基础,使银行能够自发扩大普惠金融。一旦普惠金融沦为业绩考核和施压对象,银行就更可能执着于表面成绩,而非实质性支持。金融的公共性与福利应当区分开来。一旦超出银行所能承受的范围,那就不再是普惠金融,而是应由政府承担责任的福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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