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爱心捐赠制度募款从651亿增至1515亿
规模扩张迅速但地方政府平均仅约6亿韩元
以所在地为准、其他捐款减少等课题堆积如山
乡村爱心捐赠制度实施仅3年，累计募款额就逼近3000亿韩元，从规模上看似乎是成功的制度。但若深入审视其内涵，不少意见认为仍未达到预期。地区间捐款过度集中与基金支出率偏低等结构性局限，再叠加一季度“负增长冲击”，使得政府在预见到准税收争议的情况下，仍然拿出了“法人捐赠牌”。
地方政府平均募款仅约6亿韩元…今年一季度首次出现负增长
1日据行政安全部消息，乡村爱心捐赠制度的总募款额从首年2023年的651亿韩元，增至去年的1515亿韩元，两年间增长72%，规模扩张较快。但若将这笔金额分摊到全国243个地方政府，平均也不过约6.2亿韩元。要以此扩充濒临枯竭的地方财政，远远不够。今年以来，连增长势头也被扭转。政府自今年起将10万韩元以上至20万韩元以下捐款的税额抵扣率，从16.5%（含地方税）提高至44%。但一季度募款额仅为153亿韩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6.4%。
地方政府之间的两极分化和偏低的基金支出率同样是问题。虽然非首都圈地区获得了全部募款额的90%，但根据各地方政府的宣传能力和答谢礼品水平，出现了严重的“虹吸”现象，不少郡级地区募款额未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地方政府基金平均支出率也仅为31.5%。截至去年12月，在1515亿韩元募款额中，实际使用的资金只有478亿韩元。支出率不足50%的地方政府多达184个，甚至有75个地方政府（占30.9%）压根没有选定任何基金项目。原本应用于支援弱势群体、提升居民福利的资金，连合适的用途都没找到，就被锁在“粮仓”里。韩国地方自治学会乡村爱心捐赠制度特别委员会委员长 Kwon Seonpil 表示：“一季度募款额出现负增长，已经表明现行制度遭遇结构性瓶颈”，“哪怕只针对人口减少地区和特别灾难地区，也有必要有限度地允许法人捐赠。”
“事实上是强制性摊派”的担忧…过度税收支出或成财政当局负担
若要将法人捐赠制度化，仍有不少课题亟待解决。例如，是以法人总部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为基准，还是由法人自行指定地方政府；在法人范围上，是否将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加以区分或一并纳入，也需要讨论。由于法人和团体多在全国范围内活动，如果每一个地方本部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都提出捐赠请求，捐赠就会事实上演变为强制性募款。若允许企业捐赠，而整体捐赠规模不变，则面向社会、福利设施的捐赠可能会减少。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演变为企业向地方政府索取对价的“勾连关系”的巨大隐忧。韩国地方税研究院院长 Shin Seunggeun 表示：“企业本质上是追求利润的主体，与个人不同，它们更可能在捐赠时要求不公正的经济利益。”Shin 院长在去年发表的《在人口减少地区引入企业型乡村爱心捐赠制度的研究》中提出，若在我国引入企业型乡村爱心捐赠制度，应当△将适用地区限定在人口减少地区和重点关注地区；△在企业向政府核准项目进行捐赠时，通过法人税和法人地方所得税的税额抵扣，全额补偿捐赠金额；同时△引入最高可获得30%回报的“奖励型资金筹措”方案。
如果法人捐赠所附带的激励措施通过法人税税额抵扣来实现，国家税收势必减少。考虑到国家税收的19.24%会按比例拨作地方交付税，法人税减少就可能导致拨给地方政府的地方交付税同步减少，从而产生矛盾。在政府推进“无禁区”的支出结构调整之际，围绕通过减税增加“税收支出”的方案，各部门之间也难免出现分歧。韩国税收财政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 Won Jonghak 担忧称：“近期由于半导体和股市景气，法人税和证券交易税大幅增加，短期内看似财政收入宽裕，但在景气结束后，这些副作用将更为凸显”，“这不仅会对财政当局造成不小负担，也不能排除引发地方交付税减少的可能性。”
财政经济部在《2026年税收支出基本规划》中，将乡村爱心捐赠金纳入任意深度评估对象。其用意在于核实，在给予减税优惠的同时，该制度是否真正有助于应对地方消亡、激活地区经济。财政经济部相关人士表示：“并非预设制度扩张或缩减的方向性来进行任意深度评估”，“若接到行政安全部的请求，也会对法人捐赠问题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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