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动中国教育界的“恶意投诉”
部分教师因开好车、穿裙子也被举报
追究虚假与恶意投诉责任的呼声升温
随着中国地方政府表态要保护教师免受学生和家长恶意投诉,中国社会关于教师权利保护的讨论再次扩散。针对教师正当生活指导和教育活动的投诉不断增加,舆论认为,学校为平息矛盾而把责任一味推给教师的做法必须改变。
在中国,针对教师的投诉在教育当局加强监察的氛围下迅速增加。中国教育部曾表示,自2018年起对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原则。图片与本文具体内容无关。Pixabay供图
View original image26日,联合通讯社援引中国官媒《光明日报》等报道称,中国地方政府表明将对抗学生和家长的骚扰、推进“保护教师”的立场,引发中国社会关注。
同日,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就一名人大代表近期提出的“把管理权(管理权·生活指导权)还给教师,解决教育中的困难”这一建议答复称,“今后将区分正常教育行为与偏离规范的行为”。教育局表示,学校应当作为“第一责任人”,为教师提供法律和心理支持,而不应采取“牺牲教师来换取和谐”的方式。
济南市教育局的答复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在中国教育一线,教师同样在诉苦称“已经不敢进行指导”。《光明日报》指出,当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引发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冲突时,不少情况下教师要写长篇说明书,而学校为平息争端往往先对教师作出处分。这种处理方式打击了一线教师的士气,也导致教师在指导学生之前,先要权衡是否会引发投诉,招致批评。
虚假与恶意投诉的责任追究论也在升温
《光明日报》强调,学校应当成为教师的“坚强后盾”。如果教师在开展正常教育活动时卷入纠纷,学校就应当立即查清事实并表明立场,而不是为了平息事态,把教师当作“软柿子”,也就是任人拿捏的对象。
在中国,针对教师的投诉在教育主管部门加强监察的氛围下快速增加。中国教育部曾在2018年表示,将对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原则。此举原本是为整治体罚、性骚扰、收受财物、有偿补课等顽疾,但有意见指出,此后部分家长连一些琐碎不满也通过投诉渠道反映,由此产生了副作用。
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2023年在中国湖北省一所公立小学任职的新教师Li Meng事件。她向当地媒体诉称,自己因为开车上班而被人向教育局投诉,又因穿裙子而被举报“与人民教师的形象不符”。还有案例显示,有家长因为作业布置较少,或者微信咨询回复不够及时,就向教育局或投诉热线举报。
中国教育界也提出对“躺平”的担忧
当教师个人的私生活、着装、车辆乃至社交媒体经历都成了投诉对象时,中国教育界也开始担忧“躺平”现象。“躺平”指拒绝过度竞争和压力、只做最低限度事情的一种态度,近年来多被用来表达与其拼命奋斗不如轻松生活的心态。在教育一线,该词则用来指教师为躲避投诉而减少与学生的交流、回避积极指导的现象。
教师的个人私生活、着装、车辆乃至社交媒体记录都成了投诉对象,中国教育界也因此提出了“躺平”忧虑。“躺平”一词指拒绝过度竞争和压力、只做最低限度事情的态度。照片与本文具体内容无关。Pixabay供图
View original image中国当局也开始将教师权利保护纳入政策议程。《光明日报》报道,在2024年9月中国党政联合发布的意见中,包含了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积极支持教师指导工作、惩处侮辱、诽谤及恶意抹黑教师的行为等内容。中国媒体建议,应建立快速调查机制,防止教师因恶意投诉而陷入“无休止调查”,并在投诉被证实为虚假时,追究举报人的责任。
韩国也在瑞草小学教师事件后加快教师权利保护
这一趋势也与韩国的教师权利保护争议相呼应。韩国在2023年首尔瑞草小学教师死亡事件后,关于必须保护教师正当教育活动的舆论迅速扩大。此后,国会通过了旨在保护教师免受滥用的儿童虐待举报和恶意投诉的所谓“教师权利保护四法”。
即便制度得到改善,一线的不安情绪仍未消除。根据韩国教师团体联合会的报道,自2023年9月制度实施至2025年2月,被举报为儿童虐待的教师共有1065人,其中738件中教育监察长提交了“属于正当生活指导”的意见。在已完成侦查的438件中,有417件以不起诉或不立案方式结案。
归根结底,关键不在于“发生纠纷时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站在哪一方”,而在于“能否快速而公正地查明事实”。中国济南市教育局此次表态,与其说是要无条件强化教师权力,不如说是释放出在恶意投诉面前不再让教师被孤立的信号。随着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多国将教师权利保护视为社会议题,如何在制度层面区分正当指导与权力滥用,已成为教育一线共同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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