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耗时9年的现代重工判决…矛盾并未弥合
法院维持旧有法理,
一线担忧与新标准发生冲突
大法院在HD现代重工业公司内部外包工会案件中作出判断,认为“发包方不是负有集体协商义务的用人单位”。自2017年提起诉讼以来,时隔9年4个月才作出这一裁决。由于这是全员合议庭的判断,劳资双方和产业界都高度关注,但现场反应却比预想更为平静。
本案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发包方对外包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行使实质性影响力,是否也应承担集体协商义务?大法院多数意见认为,“负有集体协商义务的用人单位,是与劳动者之间存在明示或默示劳动合同关系的一方”,从而维持了既有的法律逻辑。其要旨是,发包方可能承担不当劳动行为责任,与其是否负有集体协商义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就纯粹的法律理论而言,这次裁决并无新意,反而更接近于对既有判例的再确认。问题在于时间:这一过程耗时9年,而在此期间,劳动现场已发生巨大变化。
决定性的是,今年3月“黄信封法”(劳动组合法修正案)正式施行。修正法规定,“即便不是劳动合同缔结当事人,只要能够对劳动条件进行实质性、具体的支配和决定者”也属于用人单位。事实上扩大了发包方的用人单位性范围。本案适用的是修法前的法律,因此大法院维持了既有判例,但今后发生的案件很可能会出现不同走向。
实际上,劳动委员会和部分下级法院已经展现出广泛承认“实质性支配力”的趋势。在此次全员合议庭中,也有4名大法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只要能够实质性支配和决定,就应当承认其集体协商义务”。全员合议庭中意见以8比4出现分歧,这一事实本身就显示出今后法律逻辑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在产业一线,这次判决被普遍视为“过渡性判决”,而非“冲突终结”。原因在于,大法院虽然维持了既有法律逻辑,但立法已经朝着另一方向迈进。
原本,大法院全员合议庭的判决具有梳理社会基准线的功能。尤其在劳资冲突这类尖锐议题上,一旦法院给出一定方向,产业现场往往会据此进行调整。换言之,判例不仅是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还应起到为社会冲突画上句号的作用。
但这次判决有所不同。法院维持了过去的法律逻辑,而国会已经通过修法扩大用人单位的范围。现场因此很可能再次陷入不知应当遵循何种标准的混乱之中。企业表示,“修正法的适用范围究竟到何处仍不明确”;劳动界则进一步强化“应当与实质用人单位进行协商”的立场。
这次判决留下的,与其说是明确标准,不如说是一个现实:韩国的劳资关系已经进入“立法”与“判例”相互冲突的区间。大法院维持了过去的法律逻辑,国会却改变了未来的标准,而现场则被迫承担其间产生的混乱。对一个拖延了9年的案件而言,这一裁决可谓来得过晚,也因此反而使其影响力被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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