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动视角]廉价宽恕与少年犯罪
社会上存在一种所谓“廉价的宽恕”。这种不需付出任何代价、轻易给予的宽恕,既不能改变人,反而会让其更快地重复错误。
现行未满14周岁的触法少年年龄规定之所以多年争议不断,原因正在于此。因为这向他们传递了“反正不会被重罚”的错误信号。这是社会正在提供的一种廉价宽恕,既无视受害者的痛苦,也无法为加害者提供真正改变的契机。
今年2月,李在明总统指示审议下调触法少年年龄,由此开启了社会讨论,但相关争议的历史并不短。每当少年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成为社会焦点时,降低触法少年年龄的尝试就会出现。然而,在“难以形成有效应对”的反对意见下,这些尝试屡屡失败。
1953年制定相关刑法时与如今的犯罪环境已经截然不同。触法少年人数在2021年突破1万人,仅仅4年后就增至2.1958万人,翻了一番。同一时期,强奸、强制猥亵、性暴力、违反青少年性保护法等性犯罪案件从818人增加到1268人,增长了55%。
少年犯罪不仅包括严重暴力犯罪,还扩展到数字犯罪。去年6月,忠州游泳部集体性暴力案件中,3名未满14周岁的加害人被移送至法院少年部,最终受到保护处分。同年8月,一名初一学生在网络社区发布暗示要炸毁新世界百货本店的虚假帖子,却逃脱了刑事处罚。他们已经在实施堪比成人的犯罪,而法律却仍将其视作“孩子”。
利用以保护处分替代刑事处罚的这一“免责区间”的犯罪也在增加。贩毒犯罪团伙利用触法少年作为运毒者或执行者。少年们也因“不会受罚”的自信而积极参与犯罪。
主张下调触法少年年龄无法实现预防少年犯罪和防止再犯这一根本目标的观点,也并非毫无依据。为应对少年犯罪低龄化、残暴化,国会在2007年修改少年法,将保护处分对象年龄从满12周岁下调至满10周岁,并将少年法适用的上限年龄从满20周岁调整为未满19周岁。结果就是今天的局面。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未对抑制少年犯罪产生实质效果。
尽管如此,现在已不是只纠结于“年龄下调一岁,犯罪就会减少吗”这一问题的时候。法律还应纳入对受害者痛苦追究责任的内容。法律不可能永远只聚焦于加害者的教化与防止再犯。如果多年间有80%至90%的国民赞成,那么完全可以视为已经形成充分的社会共识。
在下调触法少年年龄的同时,传递“不会陷入‘惩罚万能主义’”的讯息,也是一个方向。有必要立体地讨论少年司法程序的改进与完善、对少年罪犯的处遇改善、受害者权利保障等问题。即便降低年龄,也可以仍然移送少年部,仅对极其恶劣的犯罪予以刑罚处罚。
学校和社区的积极介入同样不可或缺。统计显示,在接受保护处分的孩子中,超过一半患有精神疾病或是家庭暴力受害者。学校应扩充心理咨询和社会福利人员,做到及早捕捉危险信号。以地方自治团体为中心的安全网和导师辅导体系也有必要加以完善。
下调触法少年年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加重处罚,而是重新梳理加害者责任与受害者保护的平衡起点。如果任由宽恕在社会上被廉价消费,国民的法律情感只能在更多领域出现错位。国民所期望的,是伴随责任而来的公正正义。
版权所有 © 阿视亚经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禁止用于AI训练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