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成功,论证失败
“合不合得来很重要,那完全是碰运气。”
执政党所属的A国会议员在私下场合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表示,国政调查或听证会的成败,取决于与对党干事之间的“配合”。即便是在高声争吵、恶语相向、侮辱与呵斥此起彼伏的场合,也存在某种君子协定。若有人发言时间过长,双方干事就会以眼神示意,打断流程;休会之后,则在会场外先上演一场更激烈的冲突戏码,再回到会场。如此一来,所有议员都能守住分配到的时间,同时为公众呈现“丰富的场面”。A议员表示:“事先全都串通好并不容易,但最终还是得配合得上,事情才能运转。”
截至28日以综合听证会收官、进入收尾阶段的“政治检察操纵起诉疑惑国政调查”,在这种“配合”层面上,确实展现出了一场成功的演出。一位出席听证会的前高等检察厅厅长表示:“在摄像机拍不到的死角,助手们排成一列,为的是拍出适合短视频、Reels、TikTok的平台用画面。”实际上,在院内代表选举在即之际,因这次国政调查而成为“国调明星”的议员不在少数。“长得像尹锡悦!就是尹锡悦”之类刺激性的发言也成了舆论焦点。
问题在于内容。本次听证会视为核心依据的、前京畿道副知事Lee Hwayoung关于“曾向当时的京畿道知事李在明报告对朝汇款”的陈述,早已在法庭上因可信度动摇而证据能力受限。关于向朝方转交的700万美元相关收据、Ssangbangwool集团管理层承认非法携带外汇出境等其他物证,才是大法院作出判断的决定性基础。即便前会长Bang Yongcheol亲自出面,称“确实见过Ri Honam”,听证会上仍然如鹦鹉学舌般反复强调该陈述是被收买利诱的结果。
检方的选择性调查或过度起诉理应受到制约。比如Kim Hye‑kyung女士“10万韩元公司信用卡挪用起诉案”这样的争议性起诉,确实存在。然而,将个别案件一概上升为对检方整体起诉正当性的全面否定,则是逻辑上的跳跃。一位宪法学者对此表示,“仿佛在目睹一个缺乏合理讨论和论证的文科教育失败案例”;一位法律界人士则称,“围绕到底有没有请人吃三文鱼刺身的攻防,与朝鲜时代的礼仪之争有何区别?”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听证会的运作逻辑与司法的运作原理正面冲突。刑事审判不会仅凭单一陈述作出结论,而是由陈述、物证、情节以及反对询问相互结合构成的结构。尤其在共谋案件中,片面化的解读更难成立。然而,本次国政调查却试图将大庄洞、慰礼新城、Kim Yong案、统计造假、西海遇害、釜山储蓄银行等性质各异的事件,统统纳入同一个叙事框架之中。
归根结底,听证会与其说是查明真相的程序,不如说是各方面向自身支持者抛出的政治讯息,是党派主义者打造“粉丝圈”的舞台。这类政治表演,在政见发表会上做一做也就罢了。为何还要动用议员薪酬与国会资源,一再上演这样的听证会?现在确实到了认真反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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