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治资本市场不公平交易为旗号的金融当局,今年以来特别盯紧的对象是所谓的“Finfluencer(金融类网红)”。在中东局势引发股市波动性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当局判断,这些人正在提供不当投资信息,甚至主导抢先交易等不公平交易行为。监管部门已组建专门监控小组开展查处,上个月还查获了每月收取60万韩元会费、向会员推荐个股的YouTuber等案例。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近几年个人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快速变化。个人投资者不再依赖证券公司报告和分析师解读。随着以短视频和直观内容为特点的YouTube与社交媒体成为主流,就连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也积极利用Finfluencer进行营销,其影响力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左右投资决策的程度。
问题在于,与Finfluencer所拥有的影响力相比,其责任与监管仍明显滞后。大部分Finfluencer并非金融投资业者,因此被排除在资格条件和道德规范适用对象之外。以“信息提供”而非“投资劝诱”的形式出现,要绕开监管并不困难。在缺乏内部控制或事前审查机制的情况下,足以影响市场的言论就这样被直接传播。更进一步,他们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本身也是市场参与者,难免引发利益冲突的争议。
对此,监管当局虽已预告将强化监控与查处,但其局限也十分明显。“意见”与“咨询”的边界模糊,违法性判断并不容易,对有偿咨询或广告等对价关系的举证也颇为棘手。对于抢先交易而言,仅凭简单的买入、卖出动向远远不够,还必须核实其主观故意与因果关系。要对分散在各类平台和渠道上的内容实施全面管理,在现实中也极为困难。此外,节奏差异很大。一条个股推荐视频改变投资判断所需的时间,与证明其违法性所需的时间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等到事后监管启动时,市场往往已经走完一轮,损失难以挽回。
目前,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国家已经开始对未经事前批准的金融产品宣传加以限制,或引入资格认证制度,着手管理以社交媒体为基础的金融内容。但关键不止于简单讨论监管的时点和方式,还在于不能忽视投资信息本身的消费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这一事实。以短视频和“笃定式”话术为核心的内容,往往把复杂的投资判断简化为单一“信号”。通过强调某一价格区间或时间点的方式,诱导投资者立刻作出反应,这容易演变为资金向特定个股集中或者群体性行为。可以说,一种“反应先于分析”的结构正在形成。
Finfluencer既处在监管的盲区,同时又是市场变化的产物。这是传统信息体系公信力减弱与新内容环境叠加后出现的现象。归根结底,有必要超越单纯加强监控等查处手段,对整个金融信息生态进行重新审视。如果不能跳出事后查处式的应对模式,把信息的生产与传播结构一并纳入观察,监管就只能疲于追赶,而市场则会始终走在其前面,这种局面势必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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