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指出,中国过高的经常项目顺差并非主要源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和出口补贴等贸易政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口结构、金融抑制、恶化的房地产市场等结构性宏观经济因素,因此靠关税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自由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22日(当地时间)在题为《关税无法触及的中国贸易顺差的宏观根源》(The Macro Roots of China’s Trade Surplus That Tariffs Won’t Reach)的文章中作出了上述判断。
该文以近期Chang Ma和Shang-Jin Wei向全美经济研究局(NBER)提交的工作论文《The Chinese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Puzzles, Patterns, and Possible Causes》(《中国经常项目失衡:谜团、模式与可能成因》)为基础撰写。
论文作者表示,要解决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应只聚焦贸易政策或产业政策,而应严肃处理结构性决定因素。“为应对住房市场低迷和通货紧缩而实施的短期宏观刺激措施,短期内有助于增加消费、缩小贸易顺差。但要形成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必须通过政策改革消除导致家庭和企业过度储蓄的结构性因素。”
卡托研究所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仅仅改变了双边贸易失衡的方向,却未能缩小整体赤字”,“应当摆脱将关税当作万能药、条件反射式拿出来使用的做法,转而直面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以下是主要内容的概要整理。
Chang Ma和Shang-Jin Wei近期发表在全美经济研究局的工作论文《中国经常项目失衡:谜团、模式与可能成因》,在分析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成因的过程中,对若干广为接受的通行看法提出质疑。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持续性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源于产业政策和出口补贴。但论文作者对这一叙事提出反驳:产业政策可以影响个别行业的表现,但在宏观层面几乎不影响整体经常项目收支。作者将真正的原因锁定为人口结构、金融抑制和恶化的房地产市场等结构性宏观经济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储蓄长期高于投资,从而拉长了中国对外顺差的持续时间。
首先,作者认为,中国的产业与贸易政策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有限。作者通过历史证据指出,贸易政策虽然可能影响特定产业,却不会在一国整体经常项目收支中留下明显痕迹,因为整个经济的进口与出口最终往往同向变动。这与国民账户恒等式的含义相契合:一国的经常项目平衡最终由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决定,而不是由贸易政策或产业政策本身决定。这一点也与卡托研究所研究团队在分析美国持续贸易逆差时一再强调的结论相一致。
那么,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持续偏高的顺差?作者提出了三大结构性因素:特殊的人口结构、严重扭曲的金融体系以及正在崩塌的房地产市场。
首先,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中国呈现出明显的男性偏多的性别比。作者认为,这带来了四方面后果。第一,男性过剩、女性短缺使婚姻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因此,男性以及有年幼儿子的父母,为了在潜在配偶面前显得更具经济吸引力,有强烈动机增加储蓄。第二,大批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带来的“代际效应”会提高储蓄率。第三,仅仅是子女数量偏少这一事实,就会促使父母将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储蓄。作者引用研究指出,仅这一因素就让1970年至2009年间的储蓄率上升了7个百分点。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由于父母在年老时难以依靠两个以上的子女,只能更有动力自行积累养老资金。作者估算,仅此一项就能解释同一时期中国储蓄率增幅的大约一半。
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经常项目顺差,也深受运转不良的金融体系影响。作者认为,中国银行体系对国有企业过度倾斜,导致非国有的高成长企业在获取资本方面处于劣势。其结果是,中国呈现出全球最高水平之一的企业储蓄率。企业和家庭不得不更多依靠自身储蓄或吸引海外投资,这又反过来推动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进一步扩大。
最后,中国脆弱的住房市场侵蚀了家庭资产,削弱了总需求,将经济推向通货紧缩。进口需求同步下降,从机械上进一步抬高了经常项目顺差。
作者还提出了政策含义:要解决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能只聚焦贸易或产业政策,而应认真处理那些结构性决定因素。为应对住房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而实施的短期宏观刺激措施,短期内有助于提振消费、缩小贸易顺差。但作者强调,必须通过政策改革消除导致家庭和企业过度储蓄的结构性因素,这应当成为可持续长期方案的一部分。
结合卡托研究所的Scott Lincicome和Chad Smithson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就《贸易法》第301条调查提交的意见书来看,这篇全美经济研究局论文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贸易收支无法解释一切。美国政府正试图通过贸易顺差或产能过剩等国家层面的宏观指标来评估外国经济。但正如论文所示,这些指标是由人口结构、金融抑制、疲弱的家庭需求等国内结构性因素所塑造的,关税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正如卡托研究所研究团队长期记录的那样,美国的贸易逆差同样不是不公平海外贸易做法所致,而是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缺口这一宏观经济因素的产物。该论文也与Maurice Obstfeld近期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文章相呼应。那篇文章重点分析了包括美国持续财政赤字在内的多种影响美国经常项目收支的因素。
以往美国的关税政策只是改变了双边贸易失衡的方向,却未能缩小整体赤字。若政策制定者真心要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就必须摆脱将关税视为万能方案、条件反射式动用的做法,转而直面其根基上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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