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关于今后禁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的期限问题上,美国方面希望设定为20年,而伊朗则坚持为5年。有观点指出,采取这种限期限制的方式是在重蹈过去的错误,因此即便允许伊朗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也必须将禁止高浓缩铀的期限设定为永久。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Michael O’Hanlon于20日(当地时间)在该机构官网发表题为《应避免在伊朗核问题上达成任何临时协议》(Avoid any temporary deal on Iran’s nukes)的文章,作出了上述表示。
文章指出,奥巴马政府时期达成的“限期限制”协议,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随着时间推移,伊朗会成为一个更加温和、较少极端、也不那么好战的国家。但事实是,根本无法相信伊朗政权会在这样一个限期内实现温和化。
O’Hanlon研究员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负责人,并兼任该机构安全、战略与技术研究机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安全、战略与技术中心(Strobe Talbott Center on Security, Strategy, and Technology)主任。
以下为该文全文的翻译。
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与伊朗政府残余势力在上周就今后禁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的期限问题出现分歧。美国希望设定为20年,而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则坚持只接受5年。
然而,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误解了当前形势以及相关选择所带来的代价。这种方式有重蹈巴拉克·奥巴马前总统时期伊朗核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错误之虞。与完全没有协议相比,JCPOA当然要好一些,但最终仍远远不够。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中相当一部分核心条款都是限期性的。至于今后对伊朗铀浓缩活动的限制,在具体方式上可以有一定灵活性,但这种限制本身必须是永久性的。
在有关“20年构想”的消息见诸媒体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似乎表现出拒绝的姿态。但特朗普政府是否会继续坚持“永久性协议”这一构想,目前尚不明朗。它理应坚持这一点。不过,在短期内是否允许伊朗进行有限、低水平的铀浓缩问题上,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双方都可以宣称“获胜”,并以此为基础达成一项更为稳健的协议。
客观而言,奥巴马第二任期时,国务卿John Kerry至少谈成了一项能够“争取时间”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伊朗在10年内被限制只能使用约5000台老旧离心机,并且在15年内仅能生产远低于制造核弹所需水平的低浓缩铀。特朗普在2018年选择退出该协议之时,原本也可以尝试推动延长这些时限。
但从根本上说,只在一定限期内限制像伊朗这样国家的危险核活动,这一基本构想本身就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国际社会为限制核武器扩散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永久性的。这一点已在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中明文规定,美国与伊朗均为该条约缔约国。NPT的宗旨并非将核武器扩散推迟10年或20年,而是要永久性地限制拥核国家的数量,并进一步在将来削减全球核武器总量。这一逻辑极为严密,而且在实践中卓有成效。1963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曾预计,到20世纪70年代,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会达到数十个;但直到今天,拥核国家仍仅有9个。
第二,“限期限制”隐含的前提是:随着时间推移,伊朗会成为一个更为温和、较少极端、也不那么好战的国家。然而,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至2015年间本不该抱有这种期待。而我们今天更应清楚地认识到:相信伊朗政权会在可预见的时间点实现温和化,是多么危险。
第三,接受“限期限制”实际上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信号,即:终有一天伊朗可以追求核武器。这一信号可能会传递给伊朗国内那些渴望拥有这一选项的强硬派,他们可能会将这种有时间上限的安排视为对自身立场的再确认,甚至解读为未来可以推进核武目标的“许可信号”。此外,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国家也可能据此认为:如果伊朗保留核选项,那么它们自身也需要核选项。
在寻求妥协的过程中,在今天就允许伊朗开展极为有限水平的部分铀浓缩,是可以考虑的。当然,这必须是可核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特朗普阵营可以表现出灵活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一项有助于结束战争的核协议。
当然,要想接受有限的铀浓缩活动,前提是恢复一套强有力的监督与核查机制,将伊朗核计划的所有要素重新纳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记账与监控体系之下。只有在对伊朗履约情况建立起高度信任的前提下,“永久性协议”才具有实际意义。
然而,以时钟或日历为基准来设定对伊朗铀浓缩活动的限制期限,并在此后逐步放松这些限制,同时寄希望于未来的伊朗神权体制将变得更易于打交道、也不那么具威胁性,这种想法完全不合情理。借用Colin Powell的说法,那不是战略,只是“希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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