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初创企业Upstage完成规模为1800亿韩元的C轮融资,成为国内生成式人工智能企业中首家跻身企业价值1万亿韩元以上“独角兽”行列的公司。这固然是令人欣喜的消息,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首例”也折射出韩国软件生态的贫瘠。
我国软件企业大多数规模都很小。据韩国软件产业协会统计,以2025年为基准,国内软件经营主体约有6万家,10年间增长97%,但排名前1%以内的企业却占据了整体销售额的90%以上,足见整个生态的弱小程度之严重。国内软件企业中,进军海外的比重仅为3%。作为软件市场“领头羊”的Hancom(韩文和计算机公司)如今才刚刚提出要突破年销售额2000亿韩元的目标。最近记者见到的一位软件企业高管则感叹称:“恶劣的软件生态,与借助人工智能扩散势头而蒸蒸日上的半导体产业形成鲜明对比。”
要寻找软件产业在附加价值和生产率方面远高于制造业,却迟迟无法实现质的扩张的原因,就必须审视其畸形的激励体系和社会结构。
未来与全球大型科技企业展开技术霸权竞争的软件架构师们,如今却都在走进手术室。以2025学年度自然理工类统一招生专业分布来看,成绩位居前1%的学生中有76.9%选择了医学院,而普通理工科专业的升学比例仅为10.3%。大韩商工会议所在《理工科人才短缺现状与改善方案》报告中预测,截至2029年,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至少将出现58万名人才缺口。
即便好不容易守在电脑前,从事相关工作的他们所获得的现实回报也极为严苛。理工科人才在就业10年后的平均年薪约为9740万韩元,连国内医生平均年薪3亿韩元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产业内部的报酬两极分化,更加阻碍了软件生态的成长。国内大型半导体、汽车等硬件制造企业在景气期,每逢发放绩效奖金时,都会以“亿”为单位向研究开发(R&D)人员大手笔倾斜。相反,除极少数坐拥巨额资本的大型科技企业外,绝大多数中小软件企业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对于那些尚未取得可视化出口业绩或硬件出货量的初期软件开发者而言,长期低薪几乎成了常态,难免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政府一方面高喊“培养100万名数字人才”,但政策的重心仍然集中在通过几个月的短期训练营批量“生产”初级人才的数量扩张上。
即便宣布设立人工智能研究生院等高端人才培养方案,能够引领顶尖人才的优秀师资正不断流向大型科技企业,聪明的学生则被医学院这个“黑洞”所吸走,这是当前的现实。哪怕选择了理工科的学生,在高薪的海外岗位或国内制造业研究开发企业面前,走向软件领域的人才培养依旧举步维艰。必须重新设计国家层面的激励体系和软件生态培育方案,使软件人才在获得合理待遇的前提下,能够专注于基础技术研究。
今天是“科学日”。社团法人民间团体“为实现健全科学技术社会的国民联合”(简称“科实联”)在第59个科学日发表声明,其中“在一个只在科学日这一天谈科学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这句话,更令人感到刺痛。期待有一天,第二个、第三个Upstage不再像大旱中的豆苗那样偶然出现,而是能自然而然地成为K-软件生态中再平常不过的日常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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