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最高限价制导致消费激增？青瓦台政策室长逐条反驳

青瓦台政策室长Kim Yongbeom就围绕石油最高限价制的“4.2万亿韩元血税投入”和“消费激增”等争议逐条予以反驳。他表示，以“战争追加更正预算”形式投入的规模为4.2万亿韩元的财政资金，并非用来弥补炼油企业损失，而是作为应对今后在投放高价原油时可能出现的实际负价差的安全装置；对于实施最高限价制后汽油销量激增的质疑，他表示，这是一种仅截取特定时间点的解读，制度实施后3周内汽油销量同比仅增长0.3%，而柴油则反而减少。

Kim Yongbeom政策室长9日在青瓦台春秋馆就当天上午召开的中东局势相关紧急经济检查会议结果进行简报。2026.3.9 韩联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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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室长当天在Facebook上发布题为《石油最高限价制：走出误解，我们做了怎样的选择》的文章指出，自1997年油价自由化以来事实上已形同虚设的该制度，在伊朗战争这一冲击之下时隔约30年再次被启用，而围绕政府政策的争论，“更多是在若干强势叙事框架下被消费，而非建立在对结构的理解之上”。

Kim室长首先就“用税金弥补炼油企业损失”的批评表示，目前在国内销售的汽油、柴油，是以战争前每桶60美元区间进口的原油炼制而成，因此当前阶段并非实际负价差区间，反而是产生库存评估收益的区间。他指出，尽管国际价格大幅上涨，但国内价格却无法同步上调，由此产生的部分与其说是真实损失，不如说更接近于对超额利润的一部分进行抑制的政策性选择，同时，会计上的库存评估收益也应与现金流严格区分来看。

Kim室长表示，“真正的损失区间尚未开始”，“自战争爆发后以每桶100美元以上签约的原油被投入炼制工序之时起，最高限价低于实际成本的实质性负价差就有可能出现”。他接着指出，“4.2万亿韩元规模的财政资金，并不是当前动用的补偿金，而更接近于为今后可能发生的损失预作准备的装置”。

对于压低价格导致消费暴增的批评，他也指出其中存在时间序列上的扭曲。实施两周内汽油销量增加24.7%的数据被频繁引用，但这只是对实施前后简单对比的结果。他补充解释称，这应被视为实际价格下跌与“趁下次涨价前先加满”的预期性抢购心理叠加而成的短期现象。

他表示，“如果拉长观察期，在最高限价制实施后的3周内，汽油销量同比仅增长0.3%，而柴油反而出现下降”，“难以认为消费在结构上出现了暴增”。不过，他也提到该制度的局限性，称“价格信号减弱，确实会削弱节能激励”。

关于对柴油价格实施较汽油更强力度的抑制，他表示这是为减轻物价与实体经济冲击而作出的政策性选择。政府在确定第一阶段最高限价时，将汽油价格下调109韩元、柴油下调218韩元，从而将两种油品的价格实际上拉平。尽管在国际市场上柴油价格更高，但考虑到柴油并非消费品，而是生产和物流的燃料，其价格上涨会通过货运成本、食品价格和公共交通票价等环节产生连锁传导，政府因此作出了上述安排。对于在国际柴油价格大幅飙升的第三次调整中选择冻结价格一事，Kim室长表示，“若只从价格原则来看，固然可以提出批评，但有必要将其视为在物价与实体经济稳定这一更大目标下作出的选择”。

在最高限价的测算方式方面，他强调并非随意定价。Kim室长表示，最高限价是根据新加坡国际石油成品价格（MOPS）2周平均变动率进行反映和测算的规则基础系统；对于在第三次调整中这一规则被部分灵活适用，他称这“与其说是制度缺陷，不如说是在极端波动情形下引入政策判断的个案”。

他同样反驳了围绕储备油互换的“炼油企业特惠”质疑。他表示，该机制是炼油企业在筹措替代原油期间，先借用政府储备油，之后再予以归还的结构；由于不仅要支付借用费用，还要反映储备油与替代原油之间的价格差，因此难以视为单向支援。他补充称，在当前中东原油价格大幅飙升的情形下，反而存在由炼油企业负担差价的可能。

关于损失补偿的透明度问题，他表示已设立单独的结算委员会和外部会计审查程序。不过，他也指出，围绕实际成本测算与利润率计算的争论可能性仍然存在，这将成为左右今后政策公信力的关键变量。

另一方面，Kim室长将最高限价制得以实施的背景归结为国内炼油能力、对内需供应的管控力以及可对损失进行结算的经营主体结构。他解释称，“韩国拥有大规模炼制设施和以内需为中心的供应结构，因此可以将出口调整、储备油运用与价格管制打包成一个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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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同时表示，“这一制度伴随着价格信号扭曲、流通结构混乱，以及在长期化情况下损害市场功能等明确代价”，“尽管如此，政府仍选择了缓和短期冲击的一方。这与其说是对错问题，不如说更接近于在不同成本之间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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