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美国、俄罗斯、中国竞争势力范围为中心的全球体系时代到来,欧洲长期偏好的开放且以规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因此有观点提出,欧洲也应当像美国和中国那样,把它们对欧洲依赖的全球价值链加以武器化。
在对欧洲产进口依赖度超过80%的关键瓶颈点(critical chokepoint)中,中国有41个、美国有67个,涵盖药品原料、胰岛素及其他激素、医疗技术、极紫外(EUV)光刻设备,以及用于农业、造纸、金属加工、纺织和高端制造业的特殊工业机械等。
不过,与美国不同,欧洲需要通过同志同道合的伙伴汇聚杠杆,将双边依存关系转化为更广泛、更有效的系统性威慑力量,并把这样汇聚而成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杠杆,作为新欧洲战略的核心轴心。
2020年至2023年担任西班牙政府社会权事务国务次官、现任马德里自治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教授的Ignacio Alvarez,在西班牙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智库埃尔卡诺王立研究所(Elcano Royal Institute)官网发表题为《重新学习权力的语言:欧盟如何将贸易转化为地缘经济威慑》(Re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power: how the EU can turn trade into geoeconomic deterrence)的文章,提出了上述观点。
文中相当一部分统计数据等内容,引用了由最近10个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的高级专家小组“地缘战略欧洲工作组”(Geostrategic Europe Taskforce)发布的题为《重新学习权力的语言》(Re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Power)的报告。
以下是主要内容的概要整理。
《重新学习权力的语言》报告被视为,在过去几个月围绕欧洲在当下地缘政治局势和全球经济环境中如何重新规划自身命运的讨论中,取得的重要进展。其核心建议是,欧盟应当摆脱目前欧盟委员会偏重防御性围堵的视角,转而以国际贸易所赋予的谈判力为基础,主动构筑新权力战略的根基。
欧洲的权力模式已经陈旧并遭侵蚀。欧洲传统的软实力模式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是内部市场的规模,二是欧盟的规范权力。通过数字治理、消费者保护、环境监管等领域的规则,使欧洲规范对欧洲以外行为者也产生约束力。同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秩序,为这种大型开放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法律环境,使商业相互依存总体上有利于欧洲。
然而,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性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贸易、供应链和监管不对称不再被主要大国视为中立的场域,而是被当作系统性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当下更具决定性的不再是市场和软实力带来的影响力,而是把硬实力和相互依存当作地缘政治战略工具加以运用的能力。出口管制、金融制裁、供应链限制、移民压力等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要素,模糊了经济政策和安全战略之间的界限,并将相互依本身重新界定为权力竞争的舞台。在这一语境下,欧洲过去依赖法律、程序和市场吸引力的方式已远远不够。
欧洲必须重新学习掌握权力的钥匙。与部分观点相反,欧洲不能被看作这一新环境中的单纯受害者。欧盟已经拥有相当可观、但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地缘经济影响力,要重新学习权力的语言,就必须改变当前的路径。
实际上,欧盟在全球价值链中掌握着可以武器化的关键节点,即可用作战略杠杆的“瓶颈”(chokepoints),方式与中国近几年采取的做法相似。中国或美国在不少产品领域对欧盟产进口存在压倒性的依赖。根据《重新学习权力的语言》报告,对欧洲产进口占总体供应80%以上的关键瓶颈,中国有41个,美国有67个,药品原料、胰岛素及其他激素、医疗技术、极紫外(EUV)光刻设备,以及用于农业、造纸、金属加工、纺织和高端制造业的特殊工业机械等均在其中。
地缘经济杠杆可以通过构建联盟进一步放大。欧洲必须重新学习权力的语言,但方式应与美国式战略大为不同。欧洲应通过与其他国家构建广泛联盟来生成权力。正如加拿大总理Mark Carney在达沃斯演讲中所提议的那样,欧盟可以通过同理念相近的中等强国汇聚杠杆,成倍放大自身影响力。
对正朝势力范围中心化发展的世界,正确的应对不是欧洲孤立,而是以共同利益、可执行承诺和集体威慑为基础构建联盟。这里提出的模式显然是“后世贸组织”式的。其目的并非否定规则和合作,而是通过志在协调市场准入、出口管制、反胁迫机制、新市场和低碳产业培育合作等的国家间“俱乐部式”安排,在新的基础上对其加以重构。从这一意义上说,目标不仅是加强欧洲的防御姿态,而是在那些认为没有杠杆支撑就无法维持合作的国家之间,构想一种新的欧洲权力模式,以支撑仍然重视合作的新规范秩序。
要让这一新的欧洲权力模式发挥作用,欧盟内部也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一致性。欧盟已经拥有多项相关工具,如贸易防御手段、反胁迫机制、关键原材料伙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出口管制能力以及监管权力等,但目前运用较为碎片化。外交政策、通商政策、气候政策和产业战略往往是并行推进,而非在统一的地缘政治设计之下整合。因此,除了在对外构建新联盟之外,欧洲内部也需要更统一的战略文化。这种统一应当发生在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之间,乃至委员会内部各总司之间。只有这样,欧盟才能把分散的能力转化为可识别并可运用的权力地位。
欧洲新战略的核心,是通过集体权力实现威慑。当前欧盟对特朗普政府施压的应对战略方向有误。特朗普系统性地把关税、北约,甚至军事威胁的不确定性当作谈判工具,利用美国在双边关系中拥有更大杠杆的局面。在高风险和对美国承诺产生疑虑的情形下,欧洲领导人多半选择减轻损失,即便美国退出主要国际协定,欧洲也避免报复,并在贸易、国防开支、能源依赖等问题上作出让步。然而,正如格陵兰案例所示,更为坚定的立场、可信的应对措施以及基于更明确原则的替代性战略,本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
通过集体权力实施威慑,意味着杠杆的行使不是单独为之,而是与他国协调进行。如果欧盟能够与那些掌控类似战略瓶颈、同时也感受到来自美中两方压力风险的国家携手,共同放大影响力,那么欧洲的地缘经济威慑力将大大增强。
目前许多中等强国都希望加入此类联盟,而在美国退却与全球不确定性叠加的时间点,欧盟迎来了引领这一联盟、塑造新规范基础国际秩序的独特机遇。由欧洲主导、由承诺型伙伴组成的联盟所构建的替代性国际秩序,可以在优先追求更可控的全球化的同时,仍然以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合作为根基。这一做法将依赖欧洲与友好国家之间的紧密协调,其中不仅包括加拿大、日本,也包括全球南方的关键国家。在这样的语境下,在一个不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里,欧洲有可能站在更稳定、更可预期秩序的前列。
实现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并非易事,因为杠杆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当本国企业担心销售减少、遭到报复或成本上升时,民主政府可能会对启动出口管制或制裁犹豫不决。在欧盟内部,有些事项如制裁执行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有些则属于通商政策范畴,可以通过加权多数表决决定。此外,联盟伙伴也会担忧成本分担问题,以及在危机时刻其他国家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因此,需要事先达成一致的规则、可信的承诺,并建立在触发反胁迫措施时能够吸收暂时性经济损失的稳定机制或补偿基金。新秩序不能仅靠修辞维系,必须有制度保障联盟内部的团结确实值得信赖。
在这方面,还必须意识到,掌控全球价值链关键瓶颈的主体往往不是欧盟本身,而是各个成员国。荷兰企业ASML的最新案例表明,当欧洲利用瓶颈并把技术当作地缘政治权力工具时,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杠杆作用。但同时也表明,真正执行对华高端光刻设备出口限制的,是在强大美国压力下单方面行动的一个国家。因此,发展一套事先确立的规则和制度框架,以便有效协调欧盟成员国的应对,促进达到临界规模国家之间的对齐,并使与非欧盟伙伴形成一致联盟成为可能,至关重要。
所幸这一工作并非从零开始,已经存在可用于构建规则和制度的支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案例,是2023年12月通过的欧盟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ACI)。该机制规定,当第三国通过贸易限制、抵制、监管措施等手段试图对成员国或欧盟本身施加经济压力时,欧盟可以以协调方式作出回应。其逻辑显然在于威慑:先行尝试对话,如胁迫持续,则可采取关税、限制进入欧洲市场、投资管制、限制参与公共采购等相称的反制措施。关键不在于简单回应,而在于提高胁迫的成本,从一开始就阻止此类企图。欧盟迄今尚未在正式意义上将这一工具用于直接经济报复。其潜在局限之一,可能在于治理结构。该机制设计在速度与政治控制之间刻意寻求平衡,启动需要欧盟委员会提议并经欧盟理事会加权多数表决通过。虽然这可以防止单一国家行使否决权,但由于需要广泛政治支持,门槛可能过高,从而在实际运用上造成困难。或许有必要适度降低这一门槛。
在国际贸易中,不歧视原则传统上被认为具有内在的稳定作用。然而,在胁迫加剧的世界里,对所有行为体一视同仁并非中立之举,它可能奖励背离行为,忽视不对称,并使遵守规则的国家暴露于被剥削的风险之下。因此,欧洲需要一种更具条件性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区分伙伴与背离者。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总是容易。市场准入、金融、公共采购、标准和贸易优惠,应当与是否遵守共同规则挂钩。这种伙伴—背离者区分并非为了保护主义本身,而是作为俱乐部式秩序中维系联盟凝聚力、提升合作可信度的稳定原则。利益应集中倾斜给有意愿遵守共同规则的成员,这一安排在初期可以由“有意愿的联盟”达成。相反,对那些背离或把相互依存武器化的行为体,则应施加关税、出口限制及其他不利措施。
总之,欧洲内部围绕权力的争论需要被重构。答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版势力范围”,而是中等强国与地区强国之间的联盟战略,是把威慑视为构建替代性国际秩序的工具,这种秩序致力于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合作,并实行一种可控形式的全球化。目标不是简单附和大国在无规则竞争中的潮流,而是构建足够的威慑力,以便更新和改革规范基础的国际秩序。另一个目标也不是要把美国和中国排除在这一国际联盟之外,而是通过中等强国和地区强国的反胁迫性威慑,逐步将其纳入其中。
欧洲仍须坚持对规则的承诺,但仅有缺乏可执行结果的规则已不再足够。欧洲仍应重视开放,但开放如今必须以互惠和战略平衡为条件。欧洲仍需要伙伴,但合作形态不能再是过去十年那种松散、碎片化的伙伴关系模式,而应是更具政治性、更具选择性、更为一体化的联盟模式,把贸易、气候、技术和安全视为相互强化的国家治理领域加以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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