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仁教的Trade-off]美国贸易法调查,终点指向何方…
将成通商秩序重大拐点的
美国《贸易法》第301条听证会
“产能过剩+强迫劳动”联合调查
意在切断中国商品绕道出口布局
超越关税措施的“供应链管控”
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名予以正当化
韩方须证明市场主导型产业结构
在中东地缘政治危机何时结束难以预估的情况下,即便战事结束后,国际通商环境仍将经历相当程度的阵痛。
尤其是一个月后即将举行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就《贸易法》第301条(Section 301)调查相关的听证会,被视为今后通商秩序的重大拐点。目前,USTR正针对包括我国在内的16个国家(含欧盟(EU))开展关于产能过剩的调查,并将调查范围更广泛地扩大到60个国家,审查其强迫劳动实际情况。
本次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特朗普政府为应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为依据的加征关税违宪所采取后续措施的性质。被列为调查对象的60个国家,大部分与去年互征关税的国家重合。然而从深层动机来看,其目的远不止于替代简单的互征关税,而是具有极为罕见且广泛的意图。在降低单方面加征关税的法律风险的同时,不仅要纠正“不公平贸易行为”,更要切断中国的绕道出口,将中国从全球供应链中彻底排除(De-China),这一战略布局清晰可见。
强迫劳动与产能过剩的结合:新的通商框架
美国政府认为,利用强迫劳动的国家通过低工资甚至无偿劳动,非正常地压低产品价格。将多达60个国家纳入广泛调查对象,体现了其一方面施压全球供应链管理与人权问题,另一方面意在从源头上切断中国商品的绕道出口。美国已经在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但认为难以阻止经第三国“洗白”后流入的产品,因此试图直接向出口国施加中止交易的责任。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强迫劳动”和“产能过剩”议题的结合。根据上月USTR发布的内容,美国构建了这样一套逻辑框架:放任强迫劳动的国家通过低价产品的过度生产,抢走美国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并扭曲市场。如果说前任拜登政府主要从人权保护角度处理强迫劳动问题,那么现任特朗普政府则将其界定为“不公平贸易行为”,大幅提升了攻势力度。
蔓延至全产业的“社会倾销”罗网
这一攻势正从既有的棉花、太阳能电池板领域扩展到全产业链。做法是把电动汽车及电池关键材料——锂、铜等核心矿产的开采过程中的劳动环境,与产能过剩调查相结合。对于过去以补贴问题为切入点的钢铁及铝产业,美国如今则试图以恶劣劳动环境为由,为其扣上“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罗网。
美国对产能过剩的定义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将其视为市场经济中自然出现的供需失衡,而是将“结构性产能过剩”视为问题所在。过去USTR曾以贸易顺差本身作为产能过剩的证据,但这一主张在经济学上依据薄弱,存在较大法律争议空间。因此美国开始将“国家干预”指认为核心成因,主张通过政府补贴延命“僵尸企业”,向海外市场倾销大量产品,威胁美国企业的生存和国家安全。
与此相关,USTR代表Jamieson Greer曾将我国石油化工产业的结构调整,作为产能过剩的案例加以提及。这表明,今后美国的通商施压将超越单纯关税措施,直接瞄准对方国家的产业政策与供应链结构本身。Greer代表的发言,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或有意歪曲了我国石油化工产业在遭遇中国低价货源攻势而陷入困境这一根本背景。即便如此,却仍将责任推给我国,意在强化这样一种认知:我国要么使用中国中间品,要么依靠与中国类似的“政府主导型”支持维持生存,从而为适用第301条提供正当性铺垫。
以安全为名的供应链管控
美国试图通过第301条调查得出“产能过剩威胁国家安全”的结论,以此为依据,将司法部门难以介入的《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国家安全威胁条款)适用于更广泛的品目。产能过剩这一标签,实质上将成为为互惠关税(Reciprocal Tariff)正名的一套变形算法。
第301条调查对象国希望在不存在产能过剩和强迫劳动问题的前提下,在互征关税层面解决争端。但美国的立场是要借此机会彻底剖析供应链内部的成本结构。特别是对于出口美国的商品,美国将把证明与强迫劳动无关的责任,转嫁给出口国。在这一过程中,大量企业信息有可能流向美国。
进一步来看,Greer代表不仅将直接现金补贴视为问题,还把电费优惠、低息贷款、劳动剥削等一并界定为“隐性补贴”。这表明通商政策的重心,正从“市场准入”彻底转向“供应链管控”。
我们的应对:证明市场主导型结构
在如此汹涌的波涛之中,我方的应对极为关键。由于2012年生效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已被消除。此外,去年双方就互征关税谈判的基本框架也已达成一致,目前两国正就谷歌地图等少数细节问题进行最后协调。尽管如此,在正在推进的第301条调查之下,美国极有可能用怀疑的目光审视我政府对尖端制造业的支持政策、对美贸易顺差以及与中国供应链的联动性。
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全力证明,我国产业结构并非国家主导,而是彻底的市场主导型。要强调的是,我国企业并非在承受亏损的情况下被动“甩货”,而是在全球需求和盈利能力基础上,自主调节开工率。对于近期石油化工行业的结构调整,也应明确指出,这是企业为提升市场竞争力所作出的战略性选择,而非政府强制之举,从而阻断美国的逻辑攻势。
郑仁教 仁荷大学国际通商学部教授(前通商交涉本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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