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收集与调查程序的合法性,正成为关键变量

“证据能力全面开战”的法庭现场…从刑诉法第292条之3之争到搜查令拉锯战 View original image

“既没有哈希值,也没有封存。”


上月24日,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大法庭举行的前国防部部长金容炫被追加起诉、涉嫌以欺骗方式妨碍公务执行一案一审第11次公判中,特检一播放闭路电视画面,辩护人立刻打断发言。庭审随即从“视频内容”本身转向围绕“该视频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攻防。这一幕直观展现出,在刑事审判中,与其说证据内容本身,不如说“证据是如何取得的”正成为决定有罪与否的关键变量。


据法律界1日消息,近期在主要刑事审判中,围绕证据收集、调查程序是否合法的争论,正扩散为全面对峙态势。随着排除违法收集证据原则不断在实际判决中产生影响,整个侦查过程在法庭上被重新检验的趋势愈发明显。


在前国防部部长金容炫案的公判中,刑事诉讼法第292条之3的适用与否成为争点。辩护方称,“对影像记录物必须特定拍摄者、对象、时间和地点,并确认是否封存”,以此质疑程序违法。尤其是指出,“对数字证据必须以哈希值证明与原本的一致性”,“从取得到提交法庭为止必须确保连续性”,对此反复强调。


实际上,刑事诉讼法第292条之3规定,在申请对闭路电视、行车记录仪、通话录音等进行证据调查时,必须明确“被录音、录像的人、发言人、时间和地点”。特检方面则主张,“闭路电视等扣押物并非刑事诉讼法第292条之3的适用对象”。但辩护方认为,特检在未遵守上述要件的情况下播放了视频,并表示,一旦这些视频被用作有罪判决的依据,将以程序违法作为上诉理由。


在播放前情报司令官卢相元车辆行车记录仪视频时,攻防也在持续。辩护人指出,“在没有说明是谁提交的、属于何种介质的情况下,不能随意播放”。当播出电视画面录制版本时,甚至出现了“要是这样的话,要数字证据规则还有什么用”的发言。与之相对,特检方面坚持称,“闭路电视等扣押物并非第292条之3的适用对象”。围绕同一条款,双方的解释发生了正面冲突。


上月27日,在国民力量党议员金起炫涉嫌请托案第二次公判中,情形也类似。争点在于特检所掌握的“手拿包”的证据能力。辩护方主张,“难道不是在搜查令签发前就已经取得了该物品吗”,认为属于违法收集证据。接着又称,“搜查令上记载的型号与实际扣押物的型号不同”,“这是超出搜查令范围的扣押”。


特检方面立即反驳称,“在现场一发现就立刻中止搜查并予以封存”,“之后另行申请了相关搜查令并依法执行”。合议庭也将程序问题视为核心,表示“是否合法扣押是判断证据能力的前提”,并提到可能传唤现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由此可见,近期刑事审判的焦点正从“发生了什么”转向“如何予以证明”。随着数字证据的增加,从取得、保管到播放的整个过程是否合法,已上升为主要争点。



法律界评价称,“如今已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每提交一份证据,都必须另行证明其取得程序的合法性”。因为一旦被认定为违法收集证据,核心证据就可能被整体排除。最终,在侦查阶段出现的细小程序瑕疵,会动摇整个审判结构的格局正逐渐固化。有分析认为,围绕证据能力的攻防正在成为刑事审判的中心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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