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退出后侦查权被拆分给34个部门公务员…乱象可预见[脱缰的特司警]②

随着《政府组织法》和《公诉厅法》修订，将检察官排除在对特别司法警察官（特司警）侦查指挥之外的方案进入现实阶段，社会上越来越担忧，分散在34个中央行政机关的侦查权在实际执行层面可能引发混乱。特司警在兵务、食品、环境、知识产权等各自主管领域，凭借专业性在一线执法检查和犯罪发现方面一直具有优势，但在实际侦查中，相当一部分案件是以与检察机关协作为前提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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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指标来看，中央部门特司警的侦查能力也暴露出薄弱之处。根据大检察厅发布的《2024年特别司法警察官业务处理现状及绩效指标分析》报告，中央行政机关特司警共有34个机构、1万4166人。其中，任职年限不足3年的有1万1670人（82.4%），不足1年的有6869人（48.5%），接近一半。舆论指出，由于许多人需兼任本职行政工作且人事调动频繁，难以形成积累侦查经验的结构性条件。

这种结构性局限引发了对侦查完备性的担忧。去年中央行政机关特司警移送的全部案件为5万1874件，其中实际被提起公诉、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为2万2954件，以件数计算的起诉率仅为44.2%。报告指出，提高起诉率方面，共同侦查指挥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被解读为相当多特司警长期依赖与检察机关的协作开展侦查。

一线中央部门内部也认识到，为了确保侦查的合法性和完备性，有必要接受检察机关的侦查指挥。因为在侵犯人权风险较大的强制侦查过程中，要避免违法争议，并为证明嫌疑构建高度专业化的法律逻辑，就需要熟悉侦查实务的检察官提供协助。尤其是特司警人数不足100人的小规模部门，更离不开与检察机关的紧密协作。

拥有59名特司警的兵务厅案例具有代表性。2022年，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与兵务厅特司警协作，逮捕了一名向7名履行兵役义务者传授虚假癫痫手法并非法获利1亿2400万韩元的兵役中介。彼时的侦查，从账户和通信令状的申请与执行，到嫌疑人逮捕、搜查扣押、拘捕令申请，均由检察机关与兵务厅特司警共同推进。在兵务厅特司警缺乏足够逮捕、搜查扣押经验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和强制侦查程序予以支援，最终实现了拘捕。

特许厅（知识产权处）特司警同样通过与检察机关的紧密协作，大幅提升了侦查完成度。具有代表性的是特许厅特司警办理的“营业秘密侵害第一号移送案件”——智能工厂领域尖端技术向境外流出案。2021年，当时特司警在对相关人员实施搜查扣押后，以起诉意见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但大田地方检察厅在接手案件后，为了证明嫌疑，立即指挥追加搜查扣押。随后又向专利侦查顾问官征询意见并进行法律审查，其结果是进一步发现相关犯罪，直接拘捕了主导技术外流的2名核心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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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争议焦点并非检察权本身的缩减，而是谁、以及以何种标准对分散在34个部门的侦查权进行补充与制衡。法律界指出，迄今为止，通过与检察机关协作，侦查才能延伸至拘捕、财产冻结、没收等阶段，但一旦指挥条款被删除，一线部门特司警的侦查在案件发现之后的各个环节，很可能出现各自为政、标准摇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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